中国的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其对婚育轨迹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初婚前同居模式及其对个体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初婚前同居较快转变为初婚,但仍起到婚姻推迟作用,且对男性影响更大。在利用倾向值匹配控制选择性后,初婚前同居依旧推迟男性初婚,但对女性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初婚前同居的婚姻进度效应发生了大小和方向上的变化,体现了初婚前同居影响的异质性。虽然婚姻和生育依旧联系密切,但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女性初婚初育间隔更大,并且不会因为晚婚而加快生育进度。这些结论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的特点,能为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信息。     

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

本研究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首先匹配了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教与现存子女数一致的样本,通过育龄妇女结婚时间与其长子/长女的出生时间差(精确到月)定义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较短,集中度很高,近7成妇女在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的育龄妇女在婚后2年半以内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其中城市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大于农村,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则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育龄妇女的结婚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婚育间隔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     

90年代中国人口婚姻状况变动分析

90年代中国人口婚姻观念有所改变 ,婚姻关系总的来看是比较稳定的。已婚人口比例高 ,离婚、丧偶人口比例相对较少 ,终身未婚者甚微 ,晚婚已蔚然成风 ,但是人口婚姻状况的变动走向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 ,如独身人口的不断增多、大龄未婚人口难以婚配且性别结构失衡、城镇离婚率持续上升、鳏寡老人的晚年关怀 ,等等。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死亡水平

在人口普查中,人口死亡容易发生漏报。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口死亡漏报的社会原因,利用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证明了人口死亡漏报确实存在。为了估计出实际的人口死亡水平,对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质量进行了推敲,根据登记的人口和死亡率数据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修正方法。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男性的预期寿命为67.97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71.34岁,均比人口普查登记资料算出的结果小1.5岁左右。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丧偶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四普”和“五普”资料,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丧偶人口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丧偶人口在年龄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在性别上呈现男性化的倾向。城乡丧偶率在不断扩大,农村丧偶老人较城市丧偶老人而言有更大的增长。女性丧偶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仍然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升高,女性和男性丧偶人口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女性丧偶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不同职业的丧偶率差异较大,就业层次越低,丧偶率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职业人口的丧偶率差距渐渐缩小。不同年龄的丧偶人口在家庭规模分布上差异较大,丧偶人口居住的家庭在不断小型化。     

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就我国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讨论。这场学术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我国出生性别比是“真性”失衡,为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弄清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拓展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这一问题。     

流动人口初育年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同时纳入了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人背景、流动经历、配偶背景和婚育状况这四个方面的11个变量,研究流动人口初育年龄的影响因素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山东省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估算与生育力差异分析

文章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生育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其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显示,自90年代后半期起,山东省就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或保持在1.5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阶段。并利用COX回归分析方法,以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同龄妇女孩次生育发生比为因变量,对两次人口普查年份的生育力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在降低生育水平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甘肃省人口婚姻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居民婚姻意愿现状,主要对择偶标准、期望初婚年龄、期望夫妻年龄差和期望婚居模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发现,甘肃男性择偶时较看重身体健康,甘肃女性择偶时较看重经济收入;甘肃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居民期望婚姻中丈夫的年龄大于妻子,且倾向于男大于女1-2岁;从夫居和独立居住是普遍接受的婚居模式。虽然现代婚姻观对甘肃居民有一定影响,但是这里的婚姻观仍较传统。     

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女性初婚年龄的因素分析

维吾尔族农村女性早婚率高,会导致早育和高离婚率等一系列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到她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本文试图从客位和主位进行全方位考察,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从婚姻挤压的现状、原因、测度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就婚姻挤压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笔者最后建议从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角度研究婚姻挤压问题。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其婚姻拥挤问题测度

本文利用五普数据,从人口数量匹配的角度,定量的分析和比较了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和婚配性别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使得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失衡,使未来的婚姻市场处于男性婚姻拥挤状态。当1980-2000年的出生队列步入婚姻市场时,男性“过剩”人口在2000万以上,占该时期出生男性的10%以上。     

Religion,social milieu,and the contraceptive revolu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affects the spread of contraceptive use in developing contexts, using Mozambique as a case study.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in urban areas of that country in 1998-99 and of the data from the 1997 Mozambiqu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suggests that, in urban areas, the environment of more socioculturally diverse and inclusive Roman Catholic and mission-based Protestant congregations is more propitious to the spread and legitimization of modern contraception than the milieu of smaller, relatively homogeneous,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rural areas, however, sociocultural diversity within and across different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is minimal, and membership in any formal congregation offers an advantage in contraceptive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