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民族血脉与文化自觉自信——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对黄帝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作用给予了解答。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黄帝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文明创造,黄帝崇拜体现了人文的、理性的特征;在肯定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祭陵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承认文化自觉是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和核心理念,文化自觉要建立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德性自觉与理性思潮才能推动文明进程等。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论两湖早期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项迄今为止仍在行进中的事业,回溯本世纪初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自应有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湖地区的新文化人曾首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在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树立了可贵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抉择和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有过较好的辨析,并以新社团为中介体,将个人的思考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为“五四”时期新观念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提供了区域性的文化环境。     

视界与视点: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

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是整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全面危机的思想文化呈现。其批判的视界是:悲剧意识体验、文化形态史论、"新马克思主义"路径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其批判的视点却是: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社会功能批判、政治权力批判等。面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整体性转型"双重境遇,中国"文化现代化"在超越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智识性努力中,自当具有深刻的启示。     

文化自觉的三重释义

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性前提。无论是现实意蕴,还是学理价值,都内在地规定了文化自觉的丰富内涵,具有辩证性结构:文化自觉的自在性和自为性,文化自觉的一元性和多元性。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在于: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的思想前提,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文化自觉是文化国力的理性支撑。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片论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联系。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一样,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也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文化有自己特定的生长土壤。有与世界上其他族类的文化迥异其趣的内在特质和精神风貌。而这,又是与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原因、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建立与发展,有待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懈探究、理性反思和科学抉择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京派乡土文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京派乡土文学主要秉承了前现代文化资源,并从这一文化资源出发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空间上,京派乡土文学的向度是指向乡土的,对乡土尚未遭受现代化侵袭的人性的美与爱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讴歌;从时间上,乡土文学是指向过去的,“回到过去”是它的总体情感倾向。这一切既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又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从当下的文化立场看,京派乡土文学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批判现代文化的同时,已经不自觉地具有了后现代文化价值,并与生态批评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京派的民族想象及人文意义——以沈从文为中心

京派在挤压的都市文明之外,为我们展示了淳朴的乡土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重构显示了京派另类"民族想象"的独异之处,表明了它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中的反叛。沈从文的创作分乡土抒情、都市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三部分,他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其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开掘标志了京派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但对于落后的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京派呈露了不合时宜的奢侈。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文化境遇。     

人文与科学融合：教育创新的基础和源泉

人文与科学融合是教育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人文求真,科学求善,二者相融,共同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要做到人文与科学相融,必须注意道德自觉、理性自觉和文化自觉。     

世界化与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非自觉到自觉的逐步世界化的过程。大约应以维新变法为界,此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化缺乏理性自觉;此后中国文学伴随着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型也开始步入现代化之路,并以理性自觉姿态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进行对话、交汇、冲撞、融合,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各种文学样态的大厦。当前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促进中国文学雄踞世界文学之林。     

"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精神(上)

“五四”乡土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载体 ,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批判的文化精神。其对古老乡村群体存在方式的批判 ,关于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探寻 ,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启蒙 ,以及对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都市与乡间灵魂漂泊的文化观照 ,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与艺术的表现。     

社会发展与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

文化是人类形成自己的历史存在。文化的自觉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文化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深厚动力之一，应该让自觉的文化意识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尺度。２０世纪末中国文化呈现的种种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所导致的文化裂变。中国现实文化的蜕变可能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但如果放弃理想目标的引导和实际规范，也可能成为市场的附庸。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三重文化”冲突的氛围之中，缺乏文化理性批判和选择能力，造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理性文化动力资源的匮乏和价值观念的混乱。２１世纪的中国，应以新的理性反思和超越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跨世纪转型，以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整合形态参与世界文化争鸣     

“桃源”梦：现代作家的乡土之恋

本文从考察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文化存在、文化类型出发，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浓重的乡土情结这一文学—文化现象。文章重点阐发了现代作家乡情与理性的冲突这一独特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化涵蕴。同时，还挖掘了现代知识者乡土情结的历史根性，以及这种根性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遭遇的文化尴尬及其在作家个体生存层面上的精神价值意义。文章旨在朗显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以期助益世纪末人文精神的重建。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     

“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精神(下)

“五四”乡土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载体 ,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批判的文化精神。其对古老乡村群体存在方式的批判 ,关于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探寻 ,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启蒙 ,以及对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都市与乡间灵魂漂泊的精神存在 ,都有独到的发现与艺术的表现。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