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

<正> 对《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之间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研究者大都持“神魔一体”的观点。他们认为神佛与妖魔都是作者讽刺揶揄、批判揭露的反面形象。有的研究者曾断言:“神与魔实在是一体并存,本质上完全是相同的”,绝不能把《西游记》“理解为‘神与魔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①     

再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

<正> 在《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中,我仅从鲁迅作品评价的角度回答了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以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和国内邢孔荣同志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但这非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还有从鲁迅与党的关系、鲁迅与党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等关乎现代文学发展全局的问题。不剖析这些问题,很难深刻揭示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相联系的否定鲁迅社会思潮的实质。因此,续写此文。     

建立科学的“西游学”势在必行

纵观建国四十多年《西游记》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横向来看,与其它几部古典小说研究相比,《西游记》研究是较为沉闷的。面对现实,我们认为《西游记》研究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四十多年来,《西游记》研究仍有几大难题让人纠缠不清,诸如《西游记》作者与成书问题、《西游记》主题和思想倾向、《西游记》中神魔与神佛的关系、孙悟空形象的源流和典型性问题等     

论《西游记》的滑稽美——猪八戒滑稽形象探析

<正> 古典小说《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鲁迅语)、“逸趣横生”(郑振铎语)、通体一致地保持着它的基本美学风格——喜剧美,这是作者吴承恩“善谐剧”的禀性在创作中的鲜明表现。《西游记》问世四百年来,之所以吸引、征服了无数读者,并且驰誉全球,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喜剧美的魅力。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得好:“在世界文学中,《西游记》是最有趣的小说之一,应该让世人共同欣赏。”《西游记》同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喜剧作品相比,确实是毫无愧色的。本文探讨《西游记》喜剧美的重要一支——滑稽美,余项幽默美、讽刺美,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试论《西游记》中佛道题材的组合关系

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有着纷繁复杂的神佛妖魔故事,并以之构成了《西游记》的主要题材。小说“把许多人所熟知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有机地组织到取经题材之中,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这些人物、故事,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不仅有一般民间传说,也有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启示下的创新”。如果说取经题材是一幅骨架,佛道题材则是充实这幅骨架的最为鲜活的血肉,是众多的神魔故事题材中的重中之重。佛道题材在小说中的展现形式,直接影响到小说的整体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西游记》祖本新探

吴承恩《西游记》的祖本问题,是本世记20年代以来争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概括说来,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杨本说。这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提出来的。今国内学者陈新力主此说。     

建国以来《西游记》讨论问题综述

<正> 《西游记》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着很多分歧。现根据我们所见的材料,将建国以来《西游记》研究中讨论较多,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试综述如下。一、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观点。1.正邪相争,而邪不敌正说。这是张天翼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观点(见《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以下述及张天翼的观点均见此)。他认为,《西游记》中“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     

重读《汉文学史纲要》

<正> 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原名《中国文学史略》,以下简称《纲要》)编写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当我们不断克服“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种种禁锢,努力把文学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重     

鲁迅与冯沅君

<正>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创作的《卷葹》,这是鲁迅先生主编的《乌合丛书》之六。这本小小的集子,当时只出了三千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北新书局印成,可以说是《乌合丛书》中最薄的一本。但鲁迅先生从编辑到出版却为它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卷葹》的封面,他就亲自写信给画家陶元庆,要陶元庆精心地加以设计,并且根据王品青的要求提出:“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还特地介绍这本书:“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细致、具体。后来因为司徒乔已为《卷葹》画好了封面,鲁迅先生又致函陶元庆说:“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为美化书面的装帧费尽心血。     

忧愤深广的问题小说——鲁迅《阿 Q 正传》探索

今年9月25日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诞辰110周年。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为纪念鲁迅及其对中国新文化革命运动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本刊特选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副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卢济恩(卢今)先生的新作《忧愤深广的问题小说——鲁迅<阿 Q 正传>探索》一文,以表悼念,     

试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正> 近几年来,国内外有些人打着反“神化”的旗号,极力贬低鲁迅;或者祭起了“纯艺术”的法宝来否定鲁迅。不幸的是《青海湖》八五年八期上发表的邢孔荣同志《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邢文)集中地反映了这两种殊途同归的倾向。     

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辨考

鲁迅创作《铸剑》这篇小说的时间,据拙作《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 一书所说是:“《故事新编》中《铸剑》和《奔月》两篇,一写于十月,一写于十二月,都是在集美楼上写的。其中《铸剑》一篇原名《眉间尺》,首先登在厦门大学学生所创办的《波艇》月刊上。”其后,收到某师范学院同志来函洵问: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记云:“作《眉间赤》讫”。究竟这篇小说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作于厦门大学,还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作于中山大学?其后,又看到《鲁迅与<波艇>》一文说:《铸剑》作     

孔门先进弟子异同论——兼评《论语新探·先进异同考》

<正> 孔子之门,有同有异,论者古今不绝.近人赵纪彬在其《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第三版专列章节,分别以《先进异同考》和《后进异同考》为题,“考定孔门自始即有路线分歧与学派对立”. 孔门弟子有何异同?异同是如何表现的?同者为孔门增加了什么?异者在根本问题上是否与孔子形成对立?这里仅就《新探》所论“先进弟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做些具体分析. 一、关于子贡     

再談《雪》答李允經金欽俊二同志

<正> 拙作《谈鲁迅的散文诗<雪>》(《破与立》1979年第3期)发表以后,得到不少批评,李允经同志就有三次,金钦俊同志在《<野草>论辩》(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印的《鲁迅诞辰百年文集》下册)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商榷。现在一并作一简单的答复。李、金二位同志认为,象我那样以为《雪》“寄寓了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向往歌颂之情,而且把自己在北京的革命斗争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紧紧地联系起来”,是脱离了作者的思想实际,也脱离了作品的实际的。李允经同志认为,鲁迅向往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一九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 ,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据清代非主流见解 ,依明代天启府志 ,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 ,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联 ,几乎成为定论。本文在引述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侧重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实分析出发 ,首次提出小说《西游记》的直接祖本《西游记 (平话 )》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本文建议今后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游记》之作者 ,并可在陕开辟“《西游记》旅游线路”。     

孙悟空原型又一说

有关孙悟空原型的讨论莫衷一是,至今尚无定论:鲁迅先生认为孙悟空这一形象取自唐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河水怪无支祁;胡适认为出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还有人认为孙悟空是个“混血猴”。我们认为:《西游记》故事的发展历史是漫长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故事和人物受多方面作用和影响,包含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同时,艺术形象的创造大多为“杂取种种”而形成“这     

说摩登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录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这样一段话:“我这里也不想对‘送去’再说些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杂文作品中都曾出现“摩登”一词,例如在《洋服的没落》中:“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在《赌咒》中:“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就变成宣誓了”。“摩登”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都曾出现过:(1)生平最恨小城镇的摩登姑娘。(钱钟书《围城》)(2)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钱钟书《围城》)(3)说得更摩登…     

孙昌熙教授与鲁迅研究

<正>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昌熙先生,是我国鲁迅研究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鲁迅研究》、《鲁迅文艺思想新探》,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新中国诞生不久,山大中文系在校长华岗的指导下,首先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鲁迅研究》正是孙先生与刘泮溪、韩长经两位先生(两位已逝世)亲密合作开设这门课的结晶。该书于1957年正式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地研究鲁迅的最早的一部书,它显示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后,香港波文书局又翻印,影响颇大。以孙先生为主撰写的     

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

一九二三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论到孙悟空形象的来历时,认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悟空的根本。此论一出,受到了鲁迅的反对。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坚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即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是袭取无支祁,并非来自印度。由此引出了《罗摩衍那》中的印度神猴哈奴曼和《西游记》里的中国神猴孙悟空等渊源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新的代表人物是吴晓铃和季羡林。一九五个年,吴晓铃发表了《西游记和罗摩延书》的专稿,坚决支持鲁迅的意见。季羡林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里和专著《罗摩衍那初探》中,则再三主张孙悟空的形象基本上借自印度的神猴哈奴曼,实际赞同胡适之说,两种意见大相径庭。但是,从一九一一年近代著名诗人苏曼殊注意到汉译佛经中有关于《罗摩衍那》的记载起,七十年来陆续从汉译佛经中发掘出不少有关《罗摩衍那》的文献资料,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现将我初步整理的结果,提供给读者,对于开展这一课题的比较研究,也许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