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的文化解读

《原野》的文化解读●李莉《原野》创作完成２０年之后，曹禺曾就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及主题作过这样一段论述：“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     

刘亚舟的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

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使刘亚舟开始跻身于当代小说作家的行列。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幸运儿》和《冻土》等,然而,作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土著”,他说:“我来自农民的庄稼院。”我创作的源泉和文学的“根”,在生我养我的“北大荒”家乡土地上。     

第九个是“雷雨”──浅议《雷雨》中的象征形象

本题似有几分怪，明确说即是议曹禹剧作《雷雨》中的象征形象－－“雷雨”．剧中有八个主要人物形象将此归入形象之列，故称为第九个．曹禹在《日出·跋》中说：“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中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如作家自己所说，剧中确实有这第九个存在．这“一名好队’就是“雷雨”．让我们来看作品，作品的内容是认识形成的依据，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据．在作品中，作为…     

写真和失真——谈《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的得失及教训

李准同志是建国以来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就“想写一些农村新人物,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探索.”①他说:“我所以希望写,要写,是那些新品质新思想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时代赋予了他们新的灵魂,时代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跃然纸上.”②一九六○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就是     

曹禺早期剧作立点浅论

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指出:“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之下……固守着自己的岗位……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配合作用。”这是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中肯的评价,也是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作品的客观效果。曹禺就是这样一位民主主义作家。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辉煌之作,是构成他艺术大厦的早期剧作——被称为“青年三部曲”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那么,对于当时还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曹禺来说,如何能使其作品具有那样神奇般的力量呢?其思想的立足点在哪里?     

論李准小說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

<正> 李准是个多产的作家,他写过小说、电影、话剧、曲艺、报告文学、歌词。但是,奠定他作家的创作道路,为他赢得声誉和读者的喜爱的,当首推小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发表了《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冰化雪消》、《李双双小传》等五十余篇小说,为我们勾勒了生动、鲜明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图卷。他的小说,几乎都取材于他最熟悉的农村生活。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歌手,是广大农民兄弟自己的“土作家”。虽然,绚丽多姿、色彩丰富的农村生活的土壤培养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他们都在生活的发展中捕捉新的题材、新的人物,讴歌新的生活、新的思想,但是,李准的小说,却能独具风采,别有馨香,给读者以新的感受。李准同志搞创作,从不满足,从不走捷径,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前进,刻苦地创造、艰辛地攀登。     

我对农民皇权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农民的皇权主义?皇权主义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这是当前史学界讨论农民战争皇权主义的一个中心议题。一切分歧意见,几乎都同对皇权主义的理解有关。皇权主义一词是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一文中,评论俄国农民战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提出来的。据此,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反对地主,拥护“好皇帝”;也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帝王思想”。的确,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要打出“好皇帝”的旗号。有的拥护现存的“好皇帝”;有的愿意别人当“好皇帝”,自己来拥护;有的希望自己当“好皇帝”,要别人来     

对《原野》内在意蕴的阐释

《原野》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家对生命本质的一次全新探索,是对人性、苦难、悲剧等主题的又一次超越性创作。《原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曹禺对于善恶观、苦难观及悲剧观的内在思索。剧中人物与作家自身融为一体,曹禺以剧中人物的意识行为来体现自己的理性化思考,充满积极的内在情感。作品中的悲剧意味跨越了时代局限,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     

略论沈从文的文艺思想(上)

<正>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全面、具体地探讨苗族老作家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囿于成见.而沈从文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他的作品不是在什么“思想”和“主义”的指导下写成的,最近还说,他用不同的方法写作,并没有一定主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年第四辑).然而,过去     

“尽力飞腾逐大波”——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作者姚雪垠同志。姚雪垠同志是一位六十七的老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他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以新的艺术生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就有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念头,然而“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准备工作,不仅没有生活保证,而且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倘若我用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创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     

恒河岸边的"理想天堂"--试论《戈丹》中的诗意农村

素有印度“小说之王”之称的普列姆昌德(1880———1936)是印地语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对农民怀有诚挚沉厚的感情,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印度的广大农村为背景,把农村当作了他实现理想的天堂,他笔下的农村常常是充满诗意的。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过“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写得很真实,有时很动人,有时相当残酷,但总是富于人情味。”[1]也有人认为“他的长篇杰作《戈丹》是印度农村的一面镜子,是印度农民生活的一部史诗”[2]。“从艺术上看,《戈丹》在普列姆昌德小说创作中也是成就最高。不仅对乡村生活有逼真的描写,而且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的安…     

热风从希望的原野上吹来--从《苜蓿花开紫茵茵》谈农村题材创作

新疆作家齐浩宾同志的《苜蓿花开紫茵茵》 ,是一篇写农村题材的小说。篇幅不长 ,只有五千来字 ,却很耐人咀嚼。读后 ,你会感到有一股热风 ,正从广袤的正发生着巨大变革的农村那希望的原野上吹来。这是时代的热风 ,改革的热风 ,它猛烈冲击着旧的农村秩序和传统的经营方式 ,也极大地荡涤着其得以依附的一切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 ,有力地推动着亿万农民走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道路。粉碎“四人帮”后 ,农村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 ,农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生活的晴雨表的文学…     

周朴园伪善性格探讨——兼及《雷雨》近版的重要删节

周朴园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形象。在《雷雨》问世将近半个世纪的一九七八年九月,剧作者曹禹在同王朝闻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周朴园这个人物,是比较难于分析的”(《曹禺谈〈雷雨〉》,载《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由于这一人物在剧中处于多种矛盾的中心,他人的悲剧命运和全家的悲剧结局皆由他引起,所以他具有的认识意义就不仅限于人物自身,而会扩展到《雷雨》的其他方面。为对周朴园复杂性格的内涵从更多角度与更深层次作些探索,以便获得更接近于作品实际的认识,笔者现将自己以往教学实践中的一点感触提供出来,以就正于剧作者和其他同志。     

谈柳青的早期创作

有些作家,创作起点即是顶点;更多的作家,则是经过顽强的努力,艰苦的探索,一步一步向着艺术高峰攀登。对后一类作家,我们如果能沿着他所走的创作道路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那么,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这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正确的理解,而且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对于其他作家的创作,也有助益。柳青同志从开始写作到创作《创业史》,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柳青同志原名刘蕴华,一九一六年诞生于陕北吴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幼小时候起,耳濡目染,了解了旧中国农村的一些情况。少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还在高小和初中念书时,他就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前辈的领导下,宣     

《雷雨》的主人公究竟是谁

《雷雨》的主人公究竟是谁黄梅生曹禹的四幕话剧《雷雨》的主人公，现代文学研究史料中有三种说法，一说周朴园，一说待萍，一说蘩漪。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雷雨》的主人公究竟是谁？《雷雨》的主人公应该是周朴园，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背景、主题、情节。...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论高晓声的“人物画廊”

随着文学向“人学”的逐步深入,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已经引起作家们的普遍关注。但象高晓声这样塑造了众多体现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艺术形象,以艰辛而又烦难的艺术积累建造起自己的“人物画廊”的作家尚为数甚少。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上,高晓声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组成了农民、农村干部、在农村工作或贬入农村的知识分子这样三个系列。就塑造农村中     

评陈若曦的长篇小说《二胡》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基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55页)。别林斯基也强调:“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1页)。面对我们国家分裂的渗透着血与泪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都必须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关注。谁能理解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理想和追求,谁能为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繁荣贡献心力,并在自己的作     

“暴露文学”理論主張的翻版——对邵荃麟同志的“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题”剖析

一邵荃麟同志以西戎的《赖大嫂》这个短篇为例,宣扬了“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作家写“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时,可以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据他说:     

从鲁贵形象看曹禺创作的反庸俗倾向

曹禺作为民主主义作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雷雨》中的鲁贵形象包含着作家对反庸俗主题的挖掘和思考。这种反庸俗倾向还表现在《日出》中的福升、《原野》中的常五等"市侩型"人物身上,由此也体现出曹禺与左翼作家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