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与政府职能变革

如果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研究东亚模式,东亚奇迹的出现证明主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其成功的因素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样板。虽然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只是说明东亚模式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传统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和方式,而不是要削减政府职能。目前,东亚国家正在调整政府职能,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不能无视市场,滥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主体行为;另一方面,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更加有力、有效和灵活。     

东亚模式与东南亚金融动荡

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赶超战略、依赖外向型经济和吸收过量外资。这些因素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动荡     

论民主行政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挥政府行政管理的主导作用。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政府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行政理念。以人本行政理念为指导,必须选择民主行政模式,民主行政模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行政模式。落实人本理念和民主行政,必须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变革中的模式与模式的变革——浅谈东亚模式

东亚经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实现了快速增长,形成了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亚洲奇迹”。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东亚经济模式再也不能维持现状,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东亚发展模式暴露出一系列不足之处,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为此,东亚各国政府应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区域内进一步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才能革除国别旧模式的弊端,发挥整体协作新模式的优势,使东亚奇迹再现。     

论转型中的东亚国家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

政府的主导作用被视为东亚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也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给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在当今东亚模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调控职能的转变,即由过去的过度干预转为适度干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在于培养成熟的市场机制,引导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东亚模式的历史分析

东亚新兴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与其说它是一个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变过程,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化.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东亚模式".文章在界定东亚模式的基础上,论述了东亚模式的历史演变和东亚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调整现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在重新考察比较东亚-拉美模式和苏南-温州-珠江模式等典型国内外区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几点关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创新中国现有区域发展模式的政策启示,即经济增长须内需与外需均衡拉动,利用外资的同时应注意资本的内化,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平,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要动态调整和有效结合,产业调整应本土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转型升级。     

中国大陆地区社会福利制度与东亚福利模式的异质性:多维度视角比较

基于福利理念和文化基础,政府福利态度,福利建制结构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表明,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政权组织方式等因素影响,东亚福利模式的关键维度都无法解释中国大陆地区福利制度的建设状况和模式走向,中国大陆地区的福利制度与东亚福利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在未来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中,要推动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共同发展,完善多层次的福利结构,同时要考虑西方学者所提出福利理论的逻辑基点及其对中国大陆的适用性,不能盲目照搬使用。     

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比较的视角

依据国际经验,从经济视角看,共同富裕最为明显的表征指标有两个：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财富积累丰富,总体实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二是收入基尼系数低于国际警戒线。基于这两个事实判断,当下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东亚发展型共同富裕模式和北欧福利型共同富裕模式两类。立足三元共治理论,两类共同富裕模式都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共同治理,东亚发展型共同富裕模式具有“有效政府、有力市场和有限社会”的特征,北欧福利型共同富裕模式具有“有限政府、高效市场、有力社会”的特征。比较视角下,共同富裕中国模式呈现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特征,这种特征彰显出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理论创新,其促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的最大化,突破了东亚发展型共同富裕模式的“依附性”局限和北欧福利型共同富裕模式的“福利主义陷阱”,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及促进全球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时代价值。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国际比较

政府与市场是可作用于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是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国家,政府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强度呈有规律的交替演进。在现代化进程初期,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则正好相反。"东亚模式"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失败,并不在于东亚没有干预,而是在于东亚经济体政府干预比拉美政府干预更加有效。跨越五百年的经济史表明,发达国家倡导的市场自由化而形成的产业分工只能使后发国家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囿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秘诀是政府积极作为,抓住机遇直接切入具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后发国家实现超赶的捷径。     

面临第二次创业的东亚经济

1997年7月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战后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现在,危机最困难段基本已经渡过,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十分深刻,引起人们议论和争论的问题也不少。如何正确认识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如何正确评价“东亚模式”？如何从危机得到启示,使东亚经济再度辉煌？这些都是常前十分重要的问题。制和经济运行方式,被广泛介绍和推广,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借鉴、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造成极大震动。人们在惊悸之余,对“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产生疑。有人甚至全盘否定“东亚模式”,认为“东亚模式”已经…     

东亚模式的理论分歧与现实发展

东亚模式是一种现实存在,是东亚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特质,它在东亚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中起了导向作用。但理论界对东亚模式有不同的评价,我们认为应该从理论和现实的比较中分析东亚模式的本质和价值。     

金融危机与东亚企业融资模式变化研究

面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自由化退潮大趋势,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从以政府为主导、银行中介为核心的关系型融资模式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东亚经济证券化融资模式变革进退维谷。本文通过模型建构,解析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外部资本”的来源、进入过程及其在东亚企业治理中的影响机理,从而以公司金融的微观视角提出了次贷危机后东亚企业融资的政策建议：资本市场方面政府再规制,银行改革方面政府放松规制。     

“东亚经济奇迹”的系统分析──关于“东亚政治经济学”的阐释

“东亚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东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在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同构性的一套外事哲学、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道德，以及相应的宪法原则、政治典章、权力法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东亚经济现代化系统模式的理念体系。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科学理性的确立、坚定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强大且具卓越公共行政能力的政府、被市场经济激活进而得以转化和更新的传统儒家文化，是构成这一系统模式、这一理念体系的三大要件。正是这三大要件的相互激荡、融合和良性互动促成了今世人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     

奇迹建构与神话解构——以转型期中国的眼光看日本经济腾飞与萧条

东亚金融风波促使人们对东亚模式进行深入而冷静的反思。本文通过对日本经济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的考察,从转型期中国的角度,探讨日本经济崛起与衰退的根源,以期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所借鉴。本文着重对日本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研讨,对有关政府行为的假说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政府行为惯性和政府介入极限的概念,并强调中观行为主体在制约政府介入行为中的积极作用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信息库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信息库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张国庆：《“东亚经济奇迹”的系统分析——关于“东亚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指出“东亚经济奇迹”开创了“东亚模式”，同时开创了东、西方“两型现代化”并存的新时代。“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结...     

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

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界的重要任务。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金融安全问题。1998年,针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教训,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确保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第一,把金融发展放在首位。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市场基本没有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直接冲击,没有发生重大震动,人民币汇率稳定,股市平稳发展,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其原因最主要、最基本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东亚模式”的行政学审视:有限政府的缺失

有限政府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定位相互依赖,缺少任何一个层次的呼应,都是不完整的.从这一角度观照“东亚模式”可知,它与有限政府的要求而言是缺失的,这将使其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经济、文化与人的协调发展

<正> 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否定了曾被全世界公认为发展典范的“东亚模式”。过去高赞东亚文化造就东亚奇迹、东亚人坚忍耐劳支持高速经济增长的西方学者们,又忙不迭地批判起东亚文化来,称正是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模式自身就孕育着经济危机的种子——“政府行为+腐败”,指责东亚人缺少创新精神——“缺少企业家精神”。不管这些学者们的自相矛盾有多么滑稽,只分析他们说对了多少事实。日本于五十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使得这个发达国家行列中的小弟弟于七十年代末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韩国更是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相当发达的工业国。八十年代,东亚经济起飞又一次“论证”了东亚摸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