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左翼转折——论瞿秋白的“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变迁历史中,文艺大众化相关理论的发生和转折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议题。而瞿秋白对此的思考,则是此漫长议题史中的关键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为了左翼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把长期以来的文艺写作直接定性为＂政治写作＂,从而提出＂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并最终成为其革命文艺思想的理论主轴。由瞿秋白等革命先驱所奠定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说话”的大众——再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说话",即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终目标。瞿秋白通过重新阐释"大众"和"领导"的阶级属性,赋予"大众"和"大众文艺"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平等与自由的维度,重新确立了"领导"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其充满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大众不仅要获得解放而且要获得自由,大众文化审美与超越的精神诉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扬。     

瞿秋白与"革命的浪漫谛克"

瞿秋白最早提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这种批评 ,不仅反映在对此类作品的评论中 ,更多地体现在倡导革命文学、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中 ,而更为深入地剖析和清算 ,则反映在马列文论的译介和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和左冀文学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瞿秋白白话文“白”化的超越与超前

30年代翟秋白提倡大众化文艺是渴望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超越,目的是想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革新以达到对大众的救亡教育.他对"五四"白话文的整体否定式的认知与评价,显示了他超越的意识趋向,但也清晰地显现了其超前于时代的特征,对此,当时的鲁迅、茅盾等人参与了论争与评判,提出了语言发展具有渐进性的观点.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谈丁玲与胡也频创作的“互文”现象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的小说创作出现一个"互文"现象,在创作素材、关注焦点和小说表现形态等方面显示出一致性.由"互文"现象反映出他们创作上的伙伴关系和尝试长篇写作的努力;这一现象与早期普罗小说有密切的联系.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独到贡献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显现特质是将革命的重心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内在的心理和意识领域,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日趋严重的深切忧虑和对当代工人阶级状况深入剖析是其社会变革战略的立论之基和立论之源.虽然,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由于现实主体的缺位,却最终沦为真正的乌托邦.但是,他对"总体人"的关注、"总体革命"的探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诠释又是其理论的独到贡献.     

革命的现代“性”——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理论中的爱欲主题

"五四"时期在"自由恋爱"口号下的性解放到了革命文学年代,被延伸至唯物史观的历史框架内.对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批评界而言,后"五四"时代的新问题,是资本主义都市里一样得不到解放的爱欲是现代人苦闷的象征,"爱欲"的张扬因而成为一种进步的,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现代性道德,"爱欲"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解放的标志,实现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现代"性",它是唯物的,从而超越了"五四"的浪漫彷徨;是健康有力的,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颓废虚耗."爱欲"不是与革命对立的因而需要被规训的激情,而是被视为一种革命之"力".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瞿秋白提出的＂历史的工具＂论这一命题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章陆续发表。从这一命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价值看,显然还有待深化研究。     

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同时,他也强调"革命"最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论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人间化”的构想

“共产主义人间化”是瞿秋白一生追求的最高革命目标。其政治构想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达到无阶级无国家、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构想是公有制、有规划和大生产。     

"口语"乌托邦与国家的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

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主要包括汉字批判、国语批判和"普通话"建设几个方面,通过"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瞿秋白为"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的推行清理了理论地基,并细致展现了其"口语"乌托邦和无产阶级"联邦制"国家的革命愿景.瞿秋白对这一革命愿景的政治核心,即联邦制国家乌托邦进行了非常主观化的阐释,特意遮蔽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大量添加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解读.     

革命知识分子的“学运”体验与“启蒙”情结--论彭家煌早期创作的三篇杂文

发端于五四的"学运"风潮,不仅引发了青年彭家煌关注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也在其早期思想构建中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彭家煌早期思想中的"惟知识阶级论"倾向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在革命理想中的投射与延伸,其所表现出的对人生的"同情意识"、对自我的"反省意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意识"均带有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学运"体验和"启蒙"情结不仅影响了彭家煌革命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也促成了其小说创作"悲情化"风格的形成。     

“中间人”的隐喻与瞿秋白思想的转变——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修辞学阅读

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隐喻和修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讥讽,二是对某些接近《现代文学评论》的作家的告诫,三是瞿秋白自身身份从归属于共产国际的“中间人”角色向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者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瞿秋白30年代文艺思想的实践性和现实性。     

呼唤“中国的西万谛斯”——论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

瞿秋白着眼于时代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侠文化作以阶级的分析,指出武侠小说对下层民众的不良影响及其危害性,对其思想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他对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也有所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积极的时代意义,而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

文学“民族形式”的思想在五思运动中已存在，但这个概念却直到１９３８年才确立下来。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式的特征在于强调民族化，旨在克服以前文艺思潮中的欧化、教条主义以及通俗至上的偏向，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以民族货币回笼大众为方向，进而建立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