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张力——从《白狗秋千架》到《暖》

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虽然脱胎于莫言小说,但就审美内涵而言,两者大相径庭。这种改变,有多种原因。考察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可以看出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制约以及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生产机制、导演和作家在创作观念、意图等方面的不同追求,诸多因素综合,间离或区分了导演霍建起和原著作者莫言各具特色的审美风格。     

从《沙家浜》到“沙家浜”——版本沿革中革命话语体系的变奏

从《沙家浜》到“沙家浜”,这种“从艺术文本演变为文化资源”的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本文从革命叙事角度入手探讨了革命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透示出社会主义文化构想的蜕变,这对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极为有益。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群芳亭》：从小说到电影

《庭院里的女人》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好莱坞电影,这是继《大地》、《龙川》之后又一部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小说《群芳亭》中,赛珍珠关注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通过吴太太和安德鲁之间的心灵交流,探讨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可能性。《庭院里的女人》在精神上与原著已经大异其趣。影片模仿好莱坞影片制作,潦草地表现吴太太和安德鲁之间的爱情;同时,影片充斥着说教的声音,小说中的圣人安德鲁成了完美的救世主和舍生忘死的英雄;而且,影片充斥着说教的声音,小说中的圣人安德鲁成了完美的救世主和舍生忘死的英雄;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影片试图迎合大众的口味,满足某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的不健康的窥探欲。凡此种种,对赛珍珠的小说是一种歪曲,并构成负面听影响,也不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莱布尼茨论“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从《形而上学序论》到《单子论》

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近代德国的文化精神结构呈现祛魅化态势,启示神学式微,理性神学兴起。在理性神学语境下,莱布尼茨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即是在“神学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双重向度上建构的。同时,“预定和谐”体系是莱布尼茨道德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石。在《形而上学序论》中,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道德世界”概念,建构了“道德世界”的“草图”。随着“实体论”向“单子论”过渡,在《单子论》中,莱布尼茨细致地描画了单子与上帝单子之间的道德关系,与此同时,在单子精神自由状态基础上,他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图景。     

试论曹禺早期作品中对革命新生力量的观照——从《雷雨》到《日出》

在曹禺早期的剧作中，都暗含了对革命新生力量热情抒写。从“自觉”到“自醒”，从“个体”到“集体”，从“精神反抗”到“有组织地斗争”，曹禺描绘了一幅革命新生力量发展成熟的壮观历史图景。     

《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

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从创作到出版,再到改编成电影,横跨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不同文学史时期。契合与分裂构成了《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之不同艺术形态转换的基本特征。小说《青春万岁》的改编,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具有文学史的标本意义。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时政期刊的主流话语及其公共领域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时政期刊,依赖于市场经济和传媒产业化趋势,将受众定位于中产阶层,在新闻的话语上出现了新的特征,建构出新的主流时政新闻话语,着力营造着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公共领域。     

革命话语残骸的终结——漫谈《坚硬如水》的革命话语书写

新时期以来,对革命话语进行再处理并意图解构主流话语是文坛一个热点,但是这种历史不自觉很快消沉下去,成为一个盲点。在此种背景下出现的《坚硬如水》把矛头重新指向了所剩余的革命话语残骸,并试图绕过先前种种革命话语的处理方式,只从话语自身来解构话语。     

论新时期的公仆道德和百姓道德建设

公仆道德和百姓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内容的两个不同层次。公仆道德是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主导道德,它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也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人民群众的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百姓道德不但包括社会公德,也包括个人私德。在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区分公仆道德和百姓道德两个层次,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     

伦理认同与道德认同之辨

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有关认同伦理问题研究越来越凸显,辨识伦理认同与道德认同之间的差异理解和内在逻辑,也就成为严肃迫切的学术任务。伦理认同与道德认同的辨析关键点在于伦理与道德之间的本质理解,它们构成认同伦理学的两大发展方向。伦理认同在生活世界中表现为主体对伦之共同体状态认同的理之自觉与确信,是建构主体归属感与家园感的存在根基;道德认同则偏重于个体自我的道德意向与道德行动、动机与效果、知与行、灵与肉等方面,将道德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问题视为全部。然而,在重视伦理道德认同分化方向的同时,也应看到二者之间内在的复杂景象。只有正确把握伦理认同与道德认同之间的辩证逻辑,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在认同伦理学中的地位和真谛。     

商谈伦理学“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诠证逻辑

"道德可证立性"概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又是晦暗不明的,加之在讨论其商谈伦理学时对之不加辨明而草率使用,这就造成了对其理论的片面诠释。于是,对此概念加以辨析、明确其逻辑,从而有效诠证哈贝马斯的道德认知主义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道德普遍性之理论旨趣,乃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从神权政治到伦理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经由夏商周三代以神权与王权合一为特征的神权政治到周秦时期以仁政礼制、王霸杂陈为治国圭臬的伦理政治,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总体趋势。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超越

话语是一种思想体系及行为的总和,革命是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中国古代革命话语分为儒家和农民两大派别,当然,它们都有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才是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标志着传统革命话语历史性飞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