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远比单一民族国家复杂,其中的一个表现是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在特定的阶段或特定的领域(或地区),民族关系可能会紧张.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加快的时候,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中可能出现发展不平衡,这个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容易出现社会冲突.     

西方纵容袒护中国民族分离主义的原因

2010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执意会见达赖喇嘛,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意的强烈愤怒。2008年和2009年,＂藏独＂和＂疆独＂势力分别策划实施的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指责中国政府为稳定局势采取的措施是＂镇压少数民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公然为中国民族分裂主义者张目。一个接一个的西方国家上演反华＂秀＂,允许中国分裂分子窜访进行反华活动。西方之所以这样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根源。分化中国的战略目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衡量中国事务的西方价值标准;偏听偏信分离主义分子的蛊惑宣传;猎奇理念,商业炒作;政治做秀和捞取选票;多元体制,混水摸鱼都是西方纵容和袒护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原因。     

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明朝建立后,面对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格局,定都问题一直是困扰朱元璋君臣的一大难题。终洪武之世,朱元璋也未能解决迁都的问题。燕王朱棣称帝后,将北平改为北京,条件具备后迅速将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成祖去世之后,虽有短暂的反复,但英宗即位不久,宣布定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明朝永久的都城。迁都北京是明朝主动适应唐以后多民族交融局面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元朝残余的侵扰,另一方面能够整合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意义重大。     

阶级、反帝与苏维埃民族国家塑造——马列主义民族观与前苏联相关政治实践论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解放的核心在于阶级斗争,他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坚决反对民族极端主义;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主要从反帝角度出发,前苏联最后通过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解决苏维埃联盟的联合问题主要是因为帝俄时代遗留的民族问题和当时特定政治局势使然,且留下了分离权的宪法漏洞。列宁之后几任领导人在处理前苏联民族问题上也措施失当进而激化矛盾,且苏联解体并未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催生了更多的民族矛盾。     

国家权威: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政治核心

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内部秩序的实现是离不开权威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的实现更离不开政治制度权威和中央政府权威的主导.国家权威的汲取能力关系着公平的民族利益分配,同时国家权威作为政治秩序的提供者和民族纠纷的仲裁者,也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群体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依靠感.多民族国家的实质是多元共存与政治一体,是一体与多元的统一,因此国家权威还必须坚持适度原则.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张君劢民族国家观简析

以往的观点认为,张君劢的国家观是以民族为本位的国家观,偏重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实他的国家观是兼顾了民族和民主两个层面的内涵,既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又把重点放在民主国家建设上,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他的民族建国理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建构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扩张",民族"概念逐渐凸显并成为重要的认识工具。而"民族"概念被作为描述和分析工具广泛使用后,民族群体也从最初的取得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扩展到多样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在原初民族国家影响下,那些存在着多个历史文化群体的国家也将各个民族群体整合为统一的国族而构建民族国家。于是,一大批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出现了。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对国家政治共同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但迄今为止的历史都表明,多民族国家无法将民族问题"解决"掉。因此,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探讨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有效治理之道,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     

情感文明理论的社会学研究探微

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看,情感文明理论包括情感控制论、情感释放论、情感道德论和情感民主论.上述理论涉及到情感文明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路径、社会文明与情感文明的关系、情感文明与情感控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些张力较大、观点各异的理论交织出一幅复杂的情感文明发展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被社会现实使用的思考情感文明建设的理论参照框架.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它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具有整合利益、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及凝聚力量的功能。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且能够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功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从培育协商的民主文化、赋予协商的发展效能和健全协商的民主程序三个方面入手。     

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在云南沿边境地区逐渐兴起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流动现象,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打破了长期以来教育不出国门的束缚,出现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教育交流。对此,我们应加强国门基础教育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加强对跨境民族教育的全面研究,这对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意义重大。     

威权政治建构中的族际整合——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问题,是现代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在威权政治的国家建构方式中,实施相对合理有效的族际整合方略,在整合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为自身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创造了条件。     

论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以乡村蒙古族为例

本文通过对3个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蒙古族社区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探究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研究证实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民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的力量对比,而日常生活语言则直接决定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     

西部地区民族矛盾的根源及解决路径探析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地位。本文从西部地区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人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民族矛盾产生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对民族矛盾的解决路径作了深入思考。     

独龙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独龙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有着独具特色的悠久文化。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在中西方现代文明以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在国家大政策的背景下,随着交通的改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独龙江的山门被打开了,各种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涌入独龙江地区,冲击着这里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独龙族特有的古老传统,独龙族文化因此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独龙族的本土文化无法与现代的强势文化抗衡,本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如不加以及时的抢救与保护,独龙族文化将面临着完全消失的危险。本文在对独龙族文化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独龙族文化在传承方面面临的危机和原因,并提出独龙族文化的保护对策。     

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两者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本文指出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各民族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实现和谐发展。     

周恩来民族地区民生思想研究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鞠躬尽瘁为人民,用一生践行"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信念。他为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殚精竭虑,不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亲自领导了民族地区民生建设。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的民族地区民生思想。     

民族立法听证制度初探

在我国民族立法领域中尚未建立听证制度,建立民族立法听证制度可以提高民族立法的质量,促进民族立法工作的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可以增强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述评

在民主思想的古典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参与却又一直被漠视和疏远,以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誉为“近代最伟大发现”的代议制民主义已经积重难返。出于对当代民主理论的不满,20世纪60年代参与式民主理论重新兴起,随即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理论流派。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结构性的缺陷与不足,在建构当代民主理论中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     

党的民族政策与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云南为例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民族关系的状态,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云南在运用党的民族政策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取得了良好成效,其做法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当前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权利义务对等的民族政策输出机制,构建必要的民族意识调控机制,建立边疆多民族地区公共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建立以法律手段为主的民族政策实施方式,以实现党的民族政策持续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