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制度刍议——以“荷花号案”为视角

通过"荷花号"案的分析,简单阐明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制度,准确地掌握国际法中的行使管辖权的原则和方式.正确认识管辖权的冲突,体现了国际共同的价值观,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适应的全球化时代的需要.     

论刑法之波粒二象性——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刑法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必须从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两个向度才能圆满地解释刑罚的本质属性.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分别立足于道德与伦理,试图通过对个体理性的考察而推导出作为公共理性之刑法的正当性,无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交往行为理论不仅承认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分野而且提供了二者进行沟通、交汇的管道,为反思、改革刑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僵局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源于公共决策过程固有的缺陷。公共选择在决策相关各方的理性动机和行为下——包括选民的理性无知、政府的"经济人"特征和压力集团的利益驱动——趋向一个非理性的、与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的相背离的结果。以广州番禺"焚烧发电处理垃圾"事件为例,分析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并针对选民"理性无知"和政府"经济人"特质思考了相应对策,提出纠正负外部效应的建议。     

质疑经济犯罪司法解释共犯之规定——以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为视角

经济犯罪条文中的共犯规定是注意规定,不是法律拟制;经济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共犯处罚的若干规定,是把中立行为的帮助等同于一般的帮助犯对待,而不具有合理性;根据刑法目的、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及实质的违法性论,可以认为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帮助行为;即便明知对方从事经济犯罪的意图,为其提供贷款、运输、仓储、保管、邮寄、房屋租赁或向其归还款物的,都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不成立帮助犯。     

依职权撤销违法负担行为的法律规制——以[2005]泸行终字第360号判决为研究对象

尽管负担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相对人而言颇为不利,但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亦存在损及私权利的可能性。故不得笼统地赋予行政机关撤销负担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即便是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也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且正视相对人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害,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     

论行为的形式分析——以逃税罪、抗税罪的客观行为为视角

犯罪是行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刑罚处罚的也是行为；而且整个刑法理论的研究路径是以行为为起点进行展开的,法定刑更是针对行为的特征和模式而设,做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行为的地位和性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研究犯罪行为的视角很多,有从微观层面来研究行为的内部结构,更有从宏观方面来深入探究行为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等等,绕过这些着重从行为的形式上进行分析,并结合其涉税犯罪中的几个罪名来剖析行为的形式不应是仅存在作为与不作为之区分,实际上还存在着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之形式.     

行为应急管理视角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策略——以西方国家为例

近年来,行为科学在公共卫生领域应用广泛,其中以“助推”和“助力”为代表的行为干预措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已有文献关注这一点,但尚缺乏系统的对比总结,也没有整合的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并运用“行为应急管理”的新视角,全面梳理了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中涉及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以助推/助力手段×功能类型为框架,展示行为工具的组合分类,对行为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探讨行为工具的适用条件,最后提出了应对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应急管理策略。     

《华盛顿公约》第25条适用之新探——以ICSID管辖权的发展为切入点

《华盛顿公约》第25条作出了关于确定ICSID仲裁管辖权的主体、客体和主观要件的规定,但这些模糊的措辞只有在ICSID管辖权的实践运用中才能被明确和细化。通过考察ICSID管辖权的最新发展,可以真实地把握《华盛顿公约》第25条的具体适用以及在适用方法上的最新变化。     

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论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以公害诉讼为视角

在公害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相较于审判程序,行为保全能较好地解决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的不平等,使受害人的权利获得及时充分的救济。但我国立法的滞后与司法实践的急迫需求表明,构建公害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势在必行。公害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法理基础,应结合诉讼法理与非诉法理,从公害纠纷的公共性、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救济的便捷与程序保障的矛盾性等因素予以考量。公害诉讼行为保全的制度设计,应根据我国特殊国情,在环境基本法或单行法中对行为保全的启动方式、审理模式、证明标准的设定、担保的提供、与本案审理的衔接、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从而实现行为保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福建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扶持行为探讨——以国际借鉴为视角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且在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福建省中小企业存在创新意识淡薄、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其原因有内外部诸多因素,但根源是缺乏政府扶持政策。借鉴国外诸多成功经验,福建省政府应采用政策引导型的政府扶持模式,为中小企业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完善社会化服务机构,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财税、投资、信贷等方面的政策。     

论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以强制侦查行为为视角

进行强制侦查行为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对其有效约束乃法学界较为关注的事情。加快切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对包括强制侦查行为在内的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切实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侦查行为法制化的必由之路。     

医疗侵权责任的类型化司法规则探析——以《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一款为视角

［摘要］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主要变化在于对举证责任倒置，但是,仅有这个规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在立法和现实的需求之间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应积极地寻求司法解决的路径，即通过建立类型化司法判断规则对医疗侵权责任处理规定加以补强。构建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相适应的本身过失认定规则和不言自明认定规则既可以有效地弥补立法之不足，也能避免司法权的擅断。     

政府行为对明代山东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农田水利建设为视角

政府行为对地区农业发展影响极大,其作用至关重要。明代,由于中央政权对自身在各地农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为了朝廷利益在山东地区实行片面“保运”、忽视农田水利的政策和举措,加之山东各级地方政府总体而言同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山东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进而严重限制了农业的深入发展。而片面“保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失当,更给相关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行为选择——以给付行政的发展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民众生存、发展提供各类给付,政府行为方式应从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向柔性行为方式转变。因此,给付行政的发展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至关重要。从对象上看,给付行政应分为对个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给付和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等形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给付两种,个人和社会均可以成为给付行政的对象。目前,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以及改良后的行政给付等行为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弥补我国在给付行政领域立法的不足,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证据偏在下的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以司法与立法的冲突为视角

医疗侵权属于专业技术侵权,由于其特有的技术性特点,使得法官很多情况下即使当事人积极举证也无法查明案件事实,这更加凸显了医疗侵权中证明责任分配对于双方当事人实体裁判结果公正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探究和立法剖析,指出现行立法与司法实务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完善立法进一步规制医疗诉讼中证明活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