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活着的诗艺呈现——评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

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是当代文学史上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一种与过去那种“冷漠”的叙事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 ,向我们讲述了主人公福贵长达 5 0年的人生历程。本文通过对作品的叙事学分析 ,揭示了《活着》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认为《活着》虽然展示了一种人生境界 ,表现了人的一种命运 ,但总体上还没有使人灵魂震颤的力量。其在艺术上却有独特的魅力。它的叙事情境、叙事结构和叙事语言都有精巧迷人的特点。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     

《古炉》:叙事创新与“文革”叙事突破

贾平凹《古炉》的"文革"叙事有多重突破:特异的儿童叙事视角实现了作家的隐退;客观化叙述还原了"文革"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开启了另一种乡村历史的书写;俯瞰式视角可以挖掘出政治原因之外"文革"爆发的多种因素。《古炉》的黑色幽默叙事把人类的灾难和人类自身的缺点与缺陷撕破给人看,以反讽话话和喜剧性戏仿表现了对"文革"悲剧的否定和批判。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现代快报》“特别报道”

《现代快报》“特别报道”一直以来都以调查性报道见长,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聚焦、叙述声音、叙述层次三个方面,对该报2005年元月5篇较有代表性的“特别报道”展开叙事学分析,揭示了其通过多种叙事方式的巧妙运用,所达到的突出效果。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迟到”的阎连科

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阎连科的写作可谓是一种“迟到的写作”。无论从写作内容或写作主题、题材领域,还是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等方面,阎连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都迟到了。在这种迟到的写作心理支配下,阎连科后来者居上,出奇制胜,以“极致化”叙事方式,表现出某种迎合西方的“他者化”汉学写作心理,使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又走上了片面化和极端化。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叙事个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里湾》（以下简称“湾”,赵树理）、《创业史》（以下简称‘吱”,柳青）、《山乡巨变》（以下简称“变”,周立波）是“文革”前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三部作品叙述的都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在三位作家笔下,同一类题材的故事却是三种不同的讲法,各自的叙述,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个性倾向,既决定了各自作品的叙事形态,体现出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足以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基本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追求,从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叙事范式。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简单明确一下“湾”、…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