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属性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主要有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与公共利益或秩序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环境权新论

笔者从界定原则、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主体等方面对环境权的界定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证,从而得出结论:环境权是自然人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法律权利.除自然人外,法人、国家、非人自然体都不能成为环境权的主体.环境权的权能是一个动态的体系,目前可以包括日照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景观权、环境参与权,其中环境参与权是其核心权能.     

失地农民工法律权利的弱势性及化解之道

失地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因失去土地及土地上附着的包括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就业机会权以及一系列相关权利,被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农地承包使用权的基本丧失、社会主体身份权的缺失、权利实现的途径受限、权利救济的供给不足是其权利缺陷的重要表现.强化农地使用权、明确界定"公益目的"、维护"正当程序"、完善征用补偿、优化争端诉求解决机制、消除就业歧视、打造"责任政府"、提供长效保障机制是其化解之道.     

人格权法定的宪法之维与民法典编纂

人格权法定存在两种不同语境:一是立足于人格权类型、边界的明确,二是着眼于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权法定的肯定论多强调前者,否定论则主要从后者出发。事实上,人格权的基础既非民法赋予,也不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存在多种类型,人之尊严、人权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实证权利的价值基础,其与民事权利仍然泾渭分明。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法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民法、宪法对人格权采取了不同的类型技术,标准在于个人受义务主体侵害的可能性;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均具有开放结构,但新生民事权利仅对宪法权利具有类型联想意义。在人格权类型和边界的界定上,"民法典(草案)"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仍应作出相应修改。     

基因自己决定权的民法构造

单纯以形式上的国际号召、柔性的社会伦理和刚性的公法规制作为被动防御视角,容易忽视基因权利人的自己决定权。基因自己决定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是指在被合理合法告知的前提下,权利人针对自身基因做出检测、治疗、捐献等支配人格利益的权利。基因自己决定权属于一般人格权,权利主体为自然人,客体为基因物质和基因信息,类型为诊疗过程、研究过程及商业检测、就业、投保等其他过程中的自己决定权。该权利的行使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限制。若权利受到或即将受到损害时,有权主张人格权禁令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救济。     

论基因技术对宪法的挑战

现代基因技术给法律领域带来巨大挑战,而负担基本权益保护的宪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无疑是众所瞩目的.其挑战首先体现在主体的界定上.法律上之“人”包含有独立、自由、自主之涵义,“人”作为主体是一切权利与义务的出发点,当基因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之所以为“人”都产生争议时,法律体系的权利主体应该如何应付?是否需要创设一种新型主体?恐怕宪法学首先要做出一个基本的解释与界定.其次是对宪法基本价值的挑战.人性尊严是宪法的基本价值,由于基因技术在分子水平上实现了对人类遗传物质的修饰和操纵,人类的特性成为一种附庸,这样就使得人性尊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此人性尊严内涵有了新的要求,对人性尊严的侵犯形式也有了新的内容.作为基本规范的宪法如何回应是一个挑战.另外,基因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同样给宪法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平等权、隐私权、后代基本权利等以及社会基本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并且适时进行立法的调整,使法律、伦理和基因科技的发展达到协调和平衡,使各方的基本权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的目的.     

知情权概念评析

国内学者在知情权的界定方面聚讼纷纭,主要集中在权利义务主体范围、知情权内容、涉及的法律领域等方面。事实上,界定知情权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知情权的权利属性。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宪法性权利、普适性权利、集合性权利,涵盖公法、私法范围,知情权具有法定性,其权利与义务主体具有广泛性,其主要内容是知晓权和获取权、以信息为客体,基于此知情权可界定为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     

论权利行使中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

研究法律关系,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容忽视.请求权基础理论是一套实践性很强的理论,通过对请求权基础的寻找来解决当事人的诉求,实质上就是通过动态权利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亦涉及请求权以外的权利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此不同,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以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与矛盾关系为核心,以主体之间法律上利益与法律上负担的关系为视角,依此逻辑基础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有着独特的方法论意义.请求权基础理论与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在分析民事法律关系时,虽然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基本一致,但两者的研究视角迥然不同.运用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对主体之间关系进行解析.有利于探寻引起法律关系变化的真正逻辑根源,有利于透析法律关系中动态权利的行使样态.     

广播组织赋权的国际法视野与本土化构建

广播组织赋权在权利客体的界定上存在着"广播信号"与"广播节目"的争议,虽然国际立法选择了"基于信号的进路"构建广播组织权,但将广播组织选择、编排的节目载体作为权利客体,不仅会造成法源的混淆,也会导致客体类型的繁杂。在技术主义的影响下,广播组织的界定也将网播组织排除在外,导致国际公约所构建的保护制度无法满足广播组织在网络时代的需求。因此,广播组织赋权必须先从广播组织劳动成果的保护出发,明确权利客体为"由广播组织选择和编排的、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节目群",同时排除技术主义的影响,将网播组织纳入到权利主体的范畴之内。在此基础上,从权利客体的利用行为出发,明确转播权、复制权、公开播放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均为广播组织权的内容。     

冠名权的法理界定

冠名权现象的出现和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成为一种常见的商业交易形式和法律权利现象。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利种类,冠名权是权利人对于他人所有或支配的对象化事物进行冠名所享有的民商事权利,主要包括商业性冠名和纪念性冠名两种类型。冠名权不同于物权、姓名权、名称权等传统的权利类型,在构成要素和法律性质上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质:在构成要素上,冠名权的客体为冠名,主体为冠主,内容主要是对冠名的占有和使用;在法律性质上,冠名权是一种继受性人格权。准确界定冠名权,不仅是理论研究和立法规范的需要,同时也是透析社会现象、厘清是非曲直的前提。     

民主中“少数”概念的多维界定

保护少数权利既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亦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如何界定民主中的“少数”及“少数权利”,是进行保护少数权利的规程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概念问题。民主中的少数界定具有多维标准,包括民主决策中的数量标准、民主程序中的层级标准、社会法制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标准、族裔群体间的习惯标准以及参政能力上的权能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划分的少数类型,可以归纳出几中基本的少数类型,即数量少数、地域少数、权能少数、族裔群体少数和意识形态少数等。民主中的这些少数均有其相应的权利:一是作为公民的一般公民权利;二是作为民主中少数的特殊少数群体权利。     

浅论商业秘密权

商业秘密权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对其商业秘密的支配权利.商业秘密权的财产权属性、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的法定性及国际条约、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商业秘密权是一种知识产权,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相比具有权利主体、权利对象、权利期限和权利保护上的特殊性,其内容包括身份权、保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公民受教育权的多种面相——从基本特点的角度

公民受教育权具有多种面相,有必要从基本特点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自由权和社会权、受益权和积极受益权、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权利义务观和权利观的比较,公民受教育权本质上属于社会权,应该精确地界定为积极的受益权、文化权利,并坚持权利义务观.     

高校内部管理“去行政化”改革思路探讨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去行政化”改革是针对高校行政化问题提出的.首先,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是改革的前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性质、主体和行使方式不同,二者的关系决定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类型,二者趋于均衡的体制可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其次,建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平衡机制是改革的关键.要在制度规定上界定清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在机构设置上建立健全完善的基层学术权力组织;在权利监督上充分发挥教代会的民主监督功能.     

酒类地理标志权的权属性质及法律界定

酒类地理标志权的权属性质在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地理标志权权利主体的范围及权利主体的权利类型更是莫衷一是.本文拟从地理标志的产生、发展及法律确权过程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实质和类型的思考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石之一.然而,已有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几种学说只是就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外延宽窄之论证,属于形式意义上的界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即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力(权利)优化配置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应当以诉权和审判权为基本范畴,分为权力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权利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权力-权利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生权概念的再审视

民生权利的界定及研究,在国内已有不少成果,但仍需作进一步的辨析与界定。民生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权,仅为积极权利,其还具有消极权利的属性;民生权利并非是只能由国家和社会辅佐下才能实现的权利,权利的主体既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也包括特定场景下的弱者;个人对自己的民生幸福同样承担重要的责任。对民生权的界定,须遵循法学方法论上有关概念的给定准则,并注意其与其他权利形态的差异。总体而言,民生权是人们在保全自我、经营生计基础上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利,“民生”“自然权利”“幸福生活”是理解这一概念的主要切入点。     

论村民委员会权利的法律界定——基于历史和逻辑

<物权法>第六十条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界定,在事实和逻辑上均难以证成.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法律界定,应当基于历史事实;村民委员会的权利来源于村民集体的授权和国家权力的让渡.村委会权利的法律建构应当遵从逻辑规则;应当与法律规范内的其他内容,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具有一致的逻辑关系.     

我国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权利保护分析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为我国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资源,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存在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产生了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产权化需求。在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权利保护时,必需界定权利客体、确定权利主体、赋予权能内容。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