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意义——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通过对政治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从而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开辟新的途径。     

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转变

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涉及到政治统治能否持久的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十分注重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可以从纵横两个向度来进行.从纵的看,在传统社会,统治的合法性证明可以通过神启、血缘、宗教、世袭来进行,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则是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当然在社会过渡时期,也可以使用民主的临时替代物:经济绩效、意识形态培养、环境强调、承诺的诱感、个人魅力等来加强合法性.从横向看,合法性基础应建立在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合法律性这三者之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并成功在中国大陆执政达55年,这说明党的合法性基础是牢固的.不过,这个基础是逐步得以加强的,它有赖于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及其理论为中共提供了合理的合法性证明方式,从而在合利益性证明、合道德性证明、合法律性证明、民主化证明、个人魅力证明、环境强调等方面促进了中共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的转化.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获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党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而夺取政权的,在它执政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助于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是有其限度的。同时,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刚性特征,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赢得民心的历史经验

民心向背决定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意识形态、执政绩效、领袖魅力和民主法治是赢得民心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历史阶段几个因素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历史变迁为党长期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赢得民心工作是一项战略任务,执政绩效是赢得民心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赢得民心的旗帜,民主法治是赢得民心的保障,领袖魅力是赢得民心的补充。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合法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根据是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其现实根据则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表现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置上。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治理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的具体方式方法是填鸭式的,而是灌输原则的强制性和灌输方式方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浅析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思想

加强执政合法性 ,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 ,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 ,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 ,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 ,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中国就是“王道—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是一种内涵模糊、边缘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识,它既不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所以,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政活思想史上向来是一种弱势观念,是一种弱性思考;而且在许多时候,它往往被强势的合理性观念所取代和覆盖。     

政治信仰:概念、结构和过程

把政治信仰研究纳入政治学视野,开展政治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政治信仰是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政治信仰是在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的体系结构包括政党、政府、领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五个层面内容。     

革命与执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法性思想比较——从平民与精英的角度分析

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因具有强烈精英主义色彩而必然陷入困境。毛泽东革命合法性思想强调平民的人民史观,成功解决了革命条件下的合法性建设问题。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想,较好的平衡了平民与精英的关系,建立了党、政、民三者的良性联动机制,并通过经济、法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意表达：网络公共舆论与协商民主

民意作为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来源,它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舆论和协商民主作为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主流民意表达的两种方式,也是公共政策获得民众认同的两种重要途径。网络公共舆论作为公民话语权的一种表达形态,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媒体反映民意不足的缺陷,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平台。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在本质上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进而做出得到普遍认同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