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利用2000年1月到2005年12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格兰杰检验,发现两者呈现互为因果关系,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行了测算,表明FD I虽然对GDP有正向影响,但其对GDP的作用力度要比国内的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源因素小很多。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效应分析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入手,利用现实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我国贸易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     

外商直接投资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采用甘肃省1980-2013年的样本数据,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检验甘肃省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甘肃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二者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显著的,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外商直接投资与四川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四川省地处西部内陆,应该充分利用FDI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基于四川省利用FDI现状基础上,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四川省利用FDI现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四川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作用力不大。对今后如何吸引外资及提高外商投资质量,进一步促进四川省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存在唯一长期均衡关系;②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净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净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③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较敏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④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净出口的平均方差贡献分别为57.8%、57.7%和73.3%,作用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简写为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及其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湖北省利用FDI的情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回归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都是显著的。滞后期数不同,FDI与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能靠一味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

运用扩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和把资本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部分分离出来的方法,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表现,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我国经济增长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迅速。2002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2004年吸引外资又创新高,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大关,仍居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实现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各项措施充分发挥我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作用的检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存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对待外资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为此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适当拓展后,对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本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吸引外资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应当继续扩大吸引外资.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作用的检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存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对待外资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为此对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适当拓展后，对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本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吸引外资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应当继续扩大吸引外资．     

国际直接投资、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协方差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联系的规律,得出单独的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不明显,但通过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的研究结论。论文还对东道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产生的两种实现渠道进行了研究,提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和基础,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从FDI的技术溢出中获取更大收益,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外国直接投资区域性分布研究

利用我国1999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区域性分布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利用线形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域性分布的因素进行了统计检验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当前我国FDI区域性分布严重失衡,各地区的经济实力、投资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如何加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提出了建议,指出改善投资环境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     

社会资本、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分析

与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够弥补市场缺失、纠正市场失灵(特别是新市场失灵)。在教育投资信贷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个人获得私人教育投资借款的一种方式,从而社会资本差异会导致私人教育投资支出、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差异。为了开发人力资本和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努力提高我国的社会资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