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兴成长的人文环境

本文论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黄兴赖以成长的人文环境，揭示出家族、师承、地域文化和民俗民风对他的巨大影响，铸造了黄兴日后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个性和品质。     

论20世纪前期家族小说民俗描写的作用

在现代家族小说中思考民俗描写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20世纪前期家族小说具有典型意义的《四世同堂》和《京华烟云》,用个案剖析与整体研究的方法,对家族小说作饮食文化、婚丧习俗、服饰民俗、节日习俗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前期家族小说中民俗描写的作用是饮食文化刻画国民特质、婚丧习俗折射作者思想、服饰变革包藏现实生活、节俗变化推动情节发展。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桂南农村祠堂文化的政治风险规避策略研究

［摘要］祠堂文化是以祠堂为载体，以祭祖、尊贤、求神等民俗方式沉淀而成的一种文化存在形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它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地缘为纽带的集体主义文化相遇时，存在一定的紧张性，并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为此，必须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村落祠堂文化的现代功能转型；依法管理，促进和谐；加强科普工作；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等方面来规避农村祠堂文化的政治风险。     

论西周家族组织存在的原因、规模及在当时的影响

家族组织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细胞,在我国不同时期均存在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本文主要就西周家族组织存在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家族组织的规模及其影响进行探讨,表明西周政权是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家族组织的存在对西周的政局稳定、国人的权利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湘南教育的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形成

两宋为湘南文化大发展时期,官学已成系统,书院数量剧增,家族文学不断兴起,外来文化对湘南社会影响深远,基于教育及民俗的发展,地方文化精英的大量出现,而湖湘学派的形成则标志着湘南地域文化的正式成型.     

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被面”与“哈达”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礼仪用品，蕴含着我国早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由此衍生的“献帛之礼”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从“搭被面”和“献哈达”这两种常见的献帛民俗入手，分析早期丝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认同与民俗传承，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之一的丝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刍议

村落是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孕育和发展的生态基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开发,不仅只是外在形式的物化改造和形象改观,更应该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民族精神的弘扬、传统聚落共同体的建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资料的科学活动,能够突破传统志书的局限性,充实民族问题研究的内容和形式,彰显民俗的地位和功能,发挥着文化记录、传播和交流的功能,有助于重构村落共同体,使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有主体依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书写应该包括田野工作、描述和分析三个基本要素。     

国家的在场与家族共同体的消亡--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式张力关系,而是国家在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     

论唐宋时期的民俗佛教

民俗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精英佛教相对应的佛教样态,在经典崇奉、神灵信仰、宗教组织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唐宋时期精英佛教的发展逐渐回落,而民俗佛教的发展则出现高扬的态势。民俗佛教虽然与古印度佛教有继承关系,但是它更多地被民俗生活所熏习,由此产生的佛教充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不同于精英佛教的特点。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裕固族的宗教民俗

裕固族地区存在着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民俗事象 ,可划分为凸显性宗教民俗和非显性宗教民俗两大类 ,前者主要指一些由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民俗 ,后者则是体现在裕固族人生礼仪过程中的、受到宗教影响的民俗事象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

世谱、宗谱、家谱,总称谱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此文着重分析了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认为该谱所载史事与正史、地志基本一致,对先人业绩并无夸张过誉之辞,所以可靠性较大;该谱叙述世系清楚完整,为他书所未见,可补正史、地志之缺;该谱还蕴含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更可拓宽越文化研究的领域。由此可见,搜集、整理和研究大禹后裔宗谱,任务急迫,意义重大。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 :(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 ;(2 )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 ;(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 ;(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 ,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在民俗学文学化中独立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在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家 ,并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对这些方面进行系统地梳理和阐述 ,反映出百年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概貌。同时指出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形成渐趋成熟的学科体系 ,是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以及民俗学研究文学化倾向的背景中实现的。     

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今民俗学的学科追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民俗学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检视民俗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通过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去,民俗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的民俗学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试论民俗学的独立学科性质——兼与施爱东博士商榷

施爱东在《学科界限与学术取向》一文中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民俗学界学科取向多元化的现状、当前形势下民俗学者选择研究课题时的趋利性考虑、民俗学从业者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等4个方面论述,否定了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但实际上人类学与民俗学是有着诸多不同的,诸如研究对象的不同与其对所研究的社会或文化现象所持态度的区别;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或范围或许宽泛一些,但它是由几方面特征一以贯之的一个整体;至于施博士对当前形势下民俗学者选择研究课题时表现出的趋利性的批评,对时弊的针砭是深刻的,然而却不能作为怀疑民俗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民俗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严谨的学科体系。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世界民俗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一国民俗学的时代。民俗学家们不再以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来作为自己与人类学家的区分标准。另外,民俗学家已经很难指望在什么偏僻角落发现不为外界所知的奇风异俗。在世界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实现对民俗创造者的代际理解、族际理解、国际理解乃至普世理解,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民俗学应该而且能够与世界民俗学有机结合。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元素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人物,她利用丰富的黑人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又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多种叙事手法,体现了美国的南方元素;南方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她的南方家世、南方历史和南方文学。文章分析了莫里森的八部小说探讨了南方文学对莫里森小说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