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墨子尚贤、兼爱论

<正> 战国之世,墨者之言盈天下,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墨学有十大纲领,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它简直就是墨家用以改造社会的政治宣言。本文只谈他的尚贤和兼爱。论墨子的尚贤思想在墨子的政治主张里,“尚贤”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所谓“尚贤”,就是希望统治者任用“贤人”做官为政的意思。尚贤不是墨子的发明,可以说古已有之,但贤人的含义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那里,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探讨墨子的尚贤思想,不是说他也主张尚贤,而是着重地阐明他的尚贤主张的阶级性质和时代意义。我们不妨追溯得远些:殷周社会保存了不少氏族制度的残余,并且和这种阶级社会的政     

杜国庠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贡献

<正> 杜国庠(1889—1961)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对先秦诸子,能发前人所未发,成就斐然,其中对墨、荀两家研究尤为独到.一《墨子》一书是中国古代较之百家是最为科学的巨著,清代孙诒让《墨子问诂》出,揭开了《墨子》研究的新叶.然而,迄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墨子》的研究,尚多停留于外围问题的考释上,如《墨子》成书的年代、谁是《墨子》的作者、书中文字校订、诠释训诂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无益处,但是,这种研究成果毕竟是初级产品.杜国庠关于《墨子》的研究则走出了初级研究的范篱,升其堂入其室,将《墨子》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研究不但在方法论上高于前人,而且,用科学的认识论检识了《墨子》.《墨子》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的成就在先秦百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墨子、韩非思想之比较

墨子、韩非分别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但深入研究会发现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性,某些方面还可以称为传承性.通过对墨子、韩非思想的研究,把墨子、韩非相通的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墨子的"尚同"思想与韩非的君主专制主义;墨子"尚贤"与韩非的"因任而授官"的用人之术;墨子的"法仪"与韩非的"法治".     

闲话"饮冰室"

<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先生文集的名字.这本文集虽然是他的朋友何天柱收集整理的,但既然经过了梁启超的审阅,书名当然也就为梁启超所同意.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以此作为自己文集的名字?这里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寄托?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的人却所在多有.     

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略论梁启超新闻文的创作特色

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为他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称誉,同时也是他"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他新闻文的主要成就又是他的"新文体"."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从狭义文章学的独特视角对梁启超的新闻文进行全新解读,可以从语体、结构、情感等方面看出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及其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论墨家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

墨子思想中的"兼爱"、"节用"、"躬行",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的实践观、草根意识等.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是大爱,这种大爱无等级、无差序、万物同一、不分厚薄.提倡"兼爱",即是提倡和谐.勤俭节约是墨家思想中的宝贵资源,节俭是主体开创事业之本.墨子实践其"兼爱"思想,是在躬行,不是空谈.墨子思想对于当前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兼爱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爱的重要性;节俭是一个尺度,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态度;躬行则需要主体具有务实精神,能够在实践中肩负责任.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墨子战争观论略

历代治墨学者都认为墨子“非攻而不非战” ,理由是墨子“非‘攻’而颂‘诛’”。然而“春秋无义战” ,所谓“诛”只是古代“圣王”之事 ,因此 ,文章认为墨子反对当时的一切战争。至于墨子主张并实行的对“攻战”的防御和抗击 ,只是他反战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表现形式。无论从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分析 ,还是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 ,他都是反战的。他拒绝暴力、力主和平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当代更显现出灼人的活力 ,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     

关于墨子的几个问题

<正> 墨子,姓墨名翟."生于周定王之初年(公元前468年),而卒于安王(前375年)之季,盖八九十岁."(孙诒让《墨子闻诂》附《墨予传略》)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的学说,在战目时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派"显学",到秦始皇时代就沦为绝学,"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史记》捃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对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     

怀爱民之心 行利民之政——墨子民本思想研究

墨子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地位,主张民为国本。在看待君民关系时,墨子认为君应当把民放到首位,先民而后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天民”思想,认为天与先王兼爱万民,为政者应当效法天与先王,以民为本。同时他提倡兼爱,主张兼爱万民,为政者要具有爱民之心,还要行利民之政。爱民为仁,爱民发自君主的仁爱之心;利民为义,君主应当探求利民之策。墨子的爱民利民思想,体现了他的民本立场,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人民的福祉永远是墨子的追求。     

天、鬼、人--墨子顺天有为的天人观再探

墨子的天人观是顺天有为的天人合一论 ,天志的核心是要求人们“兼相爱 ,交相利” ,在天志的基础上提出明鬼 ,鬼神帮助天施行赏罚 ,同时否定命定论 ,力主非命和尚力。墨子天人观的实质是假天行道。墨子思想前后并无矛盾 ,在今天仍有意义     

儒墨思想中的差异与互通——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态度和取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这决定了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取舍与他对墨子的态度一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