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     

外国资本入侵与上海沙船业的衰落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业十分兴旺发达,拥有沙船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总资本约达白银二千四、五百万两。同时,在其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鸦片战争后,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上海沙船业拥有的沙船只存二千余艘,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锐减到“四百号”,到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不过二、三百艘”。是什么原因促使上海沙船业在短短三四十年中迅速衰落下去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中国传统航运业的近代命运——以上海沙船业的衍变为考察对象

沙船是中国三大传统船型之一,是明清时期东部沿海商品流通的重要交通工具,对上海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发挥过主导性作用.近代,随着北方口岸的开放,特别是1862年取消“豆禁”,西方航运业侵入北方豆货运输业务,严重威胁沙船业的生命线.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前期,北方最重要贸易地烟台、牛庄步入“轮船时代”,宣告沙船业的完全衰落.不过,沙船并未就此绝迹,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定的市场.在轮船压倒性的优势面前,沙船通过改变货物运输结构顽强生存,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不仅如此,部分沙船商人及其子弟顺应历史潮流,跳出传统行业的框框,转型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中法战争后十年的南洋海军经费

中法战争后，海军衙门成立并负责筹措南、北洋经费，此后十年中南洋海军经费总额约700万两，常年经费平均为70万两，仅够维持现有军舰的保养。北洋海军此时期的经费，逾2600万两。清廷经费大部分流向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经费极度短缺、数额少、来源单一，从源头上制约了其发展壮大。     

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

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的重要成员,1967年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后,始正式涉足洋务。丁日昌在苏抚任内,曾经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并处理收买美商“旗昌轮船”一案。他在当时敢于将洋人在上海架设的电线及福州已经商订的电线合同全部拆毁撤销。首先提出在中国建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以及开拓台湾,创办铁路、电线、矿务、垦务、茶务等近代企业。他虽未曾建树过象林则徐抵抗英国侵略和左宗棠收     

“■■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傅山逆称为■■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穆陵、无棣在何处

《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中有: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史记·齐太公世家》所引亦同,但“至”下无“于”字,“女”作“若”)杜预注云,穆陵、无棣“皆齐竟(境)也。履,所践履之界。”王力沿袭其说,谓穆陵“地名,即今山东临朐县南的穆陵关。”(此乃沿袭于钦《齐     

读《山海经校注》札记

袁珂先生新著《山海经校注》,考证简洁,资料翔实,议论良多趣味。如对《海内经》“太皞爱过”四字不轻易放过,引出天梯的议论,读来畅快。翻阅时亦偶有所获,札记如下,以求大雅教正。一、沐浴风俗源流“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乌。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南经》) “舜之所浴”似乎不单纯如郭璞所说“言舜尝在此澡浴也”,而是一种宗教活动,此风俗在传说时代可能广泛存在过。     

读图时代的绅商、大众读物与文学--解读《北洋画报》

画报作为大众传媒介入公众生活始自晚清的《瀛寰画报》和《点石斋画报》。此后办画报虽成一时之风气 ,但并未真正风行起来。 1 92 6年 ,上海、天津先后出现了《良友》画报和《北洋画报》。这两份画报的诞生 ,标志着大型综合性现代画报已然崛起 ,而且将改写画报的公众形象 ,使画报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此后许多画报应运而生 ,即证明了这一点。以天津为例 ,从《北洋画报》创刊的 1 92 6年 ,到其停刊的 1 93 7年这 1 1年中 ,至少出现过 1 7种画报 ① 。画报的繁荣 ,离不开读众的参与认可 ,其繁荣正表明读众对画报的青睐 ,对“图”的热望已成为一…     

现代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姚楠

一 1935年1月,一艘英国轮船公司的邮船正乘风破浪由上海开往新加坡。一位“长年跼处在一个熙熙攘攘闹市中”的二十三岁上海青年,站在甲板上,“看到了海上日出日落,见到了无数海鸥飞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壮丽的海上景色,使他“思潮起伏”,想起“旅游南洋是一回事,南洋研究又是一回事。我不应满足于旅游,而应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这位在甲板上立下宏愿欲以毕生精力尽瘁南洋研究的青年是谁?他就是现代中国南洋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姚楠先生。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新女性"的代表:从爱国女学生到女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封面研究

《北洋画报》封面自20世纪30年代起转向对爱国女学生及女运动员的热衷,她们作为“新女性”的代表,显示了《北洋画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趣味变动下的积极选择。但是,这些女学生形象表面的现代化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其表述具有调和现代与传统的特殊功能。     

易道咸通之乾

<正>《易》,亦称《周易》《易经》。《易·系辞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何谓像？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序》说：“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象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唐代高适《答侯少府》：“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观象者需圣明而有灵性,则万象皆出。而愚者、邪者观象,亦得所需之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得其象,各展其能,皆在大道之中。《易》义由象生,无象则无《易》。六十四卦皆由象立,     

谢榛的诗歌批评论

<正> 明代“后七子”初期的执牛耳人物谢榛(字茂秦),不仅是当时“河南北皆称谢先生”的著名诗人,而且在诗歌理论和批评方面,也卓有建树。特别是他的《诗家直说》(又名《四溟诗话》)关于“情”和“景”的论述,融进了自己的创作体会”,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是历来论者多所引用、首肯的。但是,对其诗歌批评论,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多是少的倾向。这就不切合实际,因而也不够公允了。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文学的沉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上海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长篇小说《新桥》、《虹南作战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都成为“四人帮”政治宣传的工具。     

《申报》视野中的1921－1922年孙中山北伐

1921－1922年间,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北洋直系军阀、谋求国家共和统一的北伐军事行动。《申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中文报刊之一,对北伐相当关注。一方面,《申报》报道了北伐的进程及遭遇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申报》评论文章中又显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北伐”立场。《申报》北伐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伐遭遇的舆论困境,从中亦可窥见孙中山为维护共和制度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其作为革命者的坚强意志。     

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

《南史》、《北史》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南·北史》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捷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     

乐府古辞“行胡从何方”或与汉时西域文化传入有关

《乐府诗集》所录乐府古辞一首,当为汉武朝采诗所得。因其并非郊祀颂辞,故不见史书著录。宋前仅见《艺文类聚》《北户录》《法苑珠林》有录。前两书皆为摘句,且多有讹误。仅《法苑珠林》所录完整,与《乐府诗集》雷同。《法苑珠林》乃佛教百科全书,《北户录》转引亦意在证明《功德浴佛经》中所云之香料名称。结合古辞形式及所涉六种来自西域“列国”特殊物品之功能看,该首乐府或与张骞出使西域时期佛教初传中土有关。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谶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