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诱惑中的话语狂欢——论消费文化视域中郭敬明小说《小时代》的亚文化抒写

作为一部畅销作品,中国当代作家郭敬明的《小时代》属于消费时代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不能仅以一种想象的标准衡量,而应结合时代特征,《小时代》反映了消费时代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我们在阐述消费文化理论的基础上,论述消费文化对郭敬明小说《小时代》创作的影响,具体探讨了作品中的青年亚文化、青年男女爱情和时尚化倾向在消费时代的独特呈现。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论脂微两部在两汉时代的关系

脂微两部在两汉时代的关系 ,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通过对两汉时代诗赋用韵、《淮南子》韵语、《易林》韵语、《释名》声训材料进行的全面分析 ,认为在两汉时代脂微两部应该各自独立     

李圭景《说文辨证说》探微

韩国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在《说文辨证说》一文中,引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方以智的《通雅》、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明代陈大科的《说文异同》、赵宧光的《说文长笺》,以及清代王士祯的《汉简.跋》、方中履的《古今释疑》等,对《说文》研究的种种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辩证,同时介绍了赵宧光《说文长笺》传入韩国的情况。透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韩国朝鲜时代对《说文》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平。     

牛撇捺如是说

牛撇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他的作品(已出版杂文集《中国人的宰一刀》、《中国人生气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意识荒草》、《冒烟的石头》等五种,杂文选集《拟谏官文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作品。他超越了时代,一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另一方面在诸多层面超越了同时代的学术。他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思考丰富了这个世界,增添了它的资产。     

小泉八云与"永远的女性"——以《泉之少女》和《雪女》为例

在小泉八云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中,再话文学创作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其美国时代的《飞花落叶集》,日本时代的杰作《骨董》和《怪谈》最具代表性。通过分析收录在《飞花落叶集》中的《泉之少女》和收录在《怪谈》中的《雪女》,便可以看到贯穿小泉八云一生的对永远的女性形象的追求和其再话文学的创作方法。     

《论语》《孟子》中第一人称称谓的语用考察

《论语》、《孟子》中的第一人称称谓包括人称代词和名词性称谓两大部分。两书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基本一致,即多数用于上对下,这表明当时人们已不大接受对一般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自称的做法。《孟子》中的名词性称谓形式比《论语》更为丰富,有些词语在《论语》中还是一般词语,到《孟子》中则发展为谦称,这说明,从《论语》时代到《孟子》时代,称谓词语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发展。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

对先秦诸子的著作,经过几十年来历史、哲学史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的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绩之一就是把先秦一些整部的大丛书进行了剖析,从内容、思想体系上分别出里面各部分的时代、作者等。比如对《易经》一书区分开《易经》和《易传》(包括《十翼》)的时代,这就有助于说明古代辩证法发展的道路;对《墨子》一书分别出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刊物封面报道的新闻视角差异——《中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时代》关于中国“冰灾”封面报道的比较

以中美两国的新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的封面报道为研究对象,着重对《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关于中国"冰灾"报道进行全面分析,从多个角度归·纳两份刊物的报道特点。以期从差异中找到差距,提出建议和意见,为中国主流新闻周刊提供建议和参考。     

《国风》中的风俗文化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所处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作了大量的描述,而其中的十五国风更是一部风俗文化的活化石。《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是绚烂多姿的,有的虽然穿越历史长河被传承了下来,但更多的则被历史所尘封。笔者意在通过《国风》挖掘《诗经》时代有关风俗文化方面的断片残简,并尽量对其进行修复,力图从更深的层次去探寻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日本江户町人文化与《诗经》研究

江户时代由町人(生活于城堡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兴起的主流文化思潮对日本《诗经》学有重大影响.江户前期的《诗》学独尊“朱传”,理论创新的源动力严重乏力.町人文化崛起之后,情势大变,新见迭出.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现代作品早期版本的词汇学价值——以《汉语大词典》中《围城》书证版本为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语言,现代作品的早期版本呈现了现代汉语早期的语言面貌。现代作品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有语言要素的异时变动。忽视现代作品的早期版本,会影响部分词语源流的考证,对现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也会有误导。《汉语大词典》是汉语词汇研究时代成果的集体反映。《围城》文学地位高、语言成就突出、版本情况明晰,《汉语大词典》征引《围城》书证数量多。计量分析《汉语大词典》中《围城》书证的版本情况,分析当前学界对现代书证的关注状况,可以反映现代作品版本意识在语言学界的存在状况,并为《汉语大词典》的高质量修订提供有用资料和修订视角。     

女性自我价值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思妇形象之比较

《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具有不同特点,其中的思妇形象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时代不同,《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思想也有不同展现。《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与《诗经》中的女性从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她们开始注重自我生命价值,这也是女性审视自我生命价值的开始。主要从女性自身形象、女性表达方式等方面来阐释两个时代女性的不同,这对研究《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与古今文性质——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

没有足够证据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即如沈文倬所说《服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     

乾嘉时代的语言学

引言公元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在我国是清王朝的乾嘉时代。若把清代语言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乾嘉时代正是最具特色的第二阶段。清代著名的语雷学家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桂馥、邵晋涵、王念孙、郝懿行、王引之、阮元、江有诰等,都出现在乾嘉时代;一批语言学名著如《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声韵考》、《声类表》、《六书音均表》、《谐声表》、《入声表》、《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说文义证》、《说文解字注》、《尔雅正义》、《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也都出现在乾嘉时代。乾嘉时代的语言学是中国古代语言学最后的、也是最为竦桀的一个高峰。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从《诗经》看我国古代妇女的命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反映了周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人情。历来对《诗》的解释多有歧异,人们从各自需要出发去解释《诗》,其中总是掺杂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并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取今人对《诗》的通行解释,谈谈从《诗经》看古代妇女的命运。 《诗经》的时代,是奴隶社会由兴盛到瓦解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逐步过     

顺应时代要求把握发展规律——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几点体会

《江泽民文选》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结晶。这部文选最鲜明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十分注重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十分注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从而在顺应时代要求和符合客观规律的层面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穿于《江泽民文选》的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渗透于《江泽民文选》的灵魂。这条“主线”和这个“灵魂”,归结到一点,“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7页)。一、立足时代高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敏锐回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     

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

巴金《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考察巴金从童年到《激流三部曲》完成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可分为感受期、欣赏期和再创作期。在再创作期,巴金对《红楼梦》的家族小说模式进行了符合时代的创新。研究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是丰富和深化巴金及其作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