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康有为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①，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先驱者走向世界的足迹——谈康有为、梁启超出国日记

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俱出游国外,撰有以游记为名之日记。南海日记,颜名《欧洲十一国游记》,经编定者,有意、瑞士、奥地利、法、匈、德、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十一国所记,惟印行不全。康氏弟子蒋贵麟辑印《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纂补较全,足资循览。据其《导言》所叙,知康自出亡后,漫游十六载,足涉卅一国。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     

《康有为政论集》诗歌系年小议

汤志钧先生编选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是目前所见收集得较为完备的康有为论著集。略读一过,兹就集中诗歌系年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以供编选者和读者参考。《康有为政论集》20页所录《苏村卧病写怀》组诗四首,是研究康氏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资料。编选者系于一八七九年。按,组诗第三首有句云:“南望九江北京国,拊心辜负总酸辛。”当是怀念九江朱次琦和在北京的张鼎华而作。张氏在一八八○年春自广州还北京,《康南海诗集》中有《送张十六翰林延秋先生还京》诗可证。故一八七九年张氏尚在广州。第二首有句云:“登楼俯仰古人往,展卷徘徊夜梦空。”古人,指其师朱次琦。往,谓朱氏逝世。又云:“迟迟佳日供多病,黯黯虚名负此翁。”系从朱氏《春感》诗:“迟徊佳日供多病,省识名心愧不才。”化出。朱次琦卒于一八八二年春。故《苏村卧病写怀》组诗亦当系于是时,时康有为二十四岁。     

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与《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1932——1933年编校的与许广平的“通信集”,这本书记录着他们“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的思想和生活片断。过去,大都以为《两地书》即是鲁迅与许广平原信的编集;近年来从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中,得见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手稿,经与《两地书》中收录的书信对照,发现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或是手稿中有整段整段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去,或是《两地书》较手稿有新的增补,或是人名的隐去和事件详略的裁剪,等等,真是别有洞天。其取舍增补过程无疑是鲁迅进行的一项新的创造性的劳动,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和鲁迅后期杂文的巧妙结合。     

关于“守清”与“代清”

康有为的《康子内外篇·人我篇》云:“守寡不已,则有守清,守清不已,则有代清者,余乡比比皆然。”台湾蒋贵麟主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以及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均未加注释。笔者曾向有关专家请教,均不甚了了。近得南海县志办公室黄志扬复函,中云:关于“守清”、“代清”问题,据一位调查过我县“自梳女”的历史情况的退休老教师的解释,为求死后有个牌位受人祭祀而嫁给已死去的人,名义上是已嫁给了某家,成了某家的人,实际是守活寡者谓之“守清”;为求死后有个牌位受人祭祀,而与男方商定,由自己出钱请别的妇女嫁给他,而自已也在名义上算是嫁了给这家,属这家的人,而实际上与男方并无任何夫妻生活,实际上也是在守活寡者,谓之“代清”。     

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波兰分灭记》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了击退顽固派的猖狂反扑,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未曾刊印,因而在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和陆乃翔、陆敦骙所著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所附刻的《南海先生所著书目》中,均称此书已于戊戌八月政变时被抄没。因此,多年来人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很少谈及这部珍贵的史料。其     

《孙中山致徐锡麟》系伪作

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次印刷)收录了《孙中山致徐锡麟》函,内容为:锡麟先生大鉴:敬复者,前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     

章太炎轶函注考

章太炎致刘英函,为未刊手稿。此函系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先生于一九五六年赠送湖北图书馆之珍贵文物。全函精工装帧成册,凡二十页。其中有章太炎致刘英函十张笺纸,沈钧儒先生题签《太炎先生手迹》,张难先先生题签《章太炎先生覆刘英烈士书》;另附有一九五五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记章太炎先生未刊手稿

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校理古籍、文物,曾从一束未标姓名的文稿中,据其笔迹、文辞和个别题署,辨别出章太炎、严复、林纾诸先生的手稿,其中属章先生的有七篇。当时迫于“四人帮”的扰攘,未遑详审其内容,只交裱工装潢,以墨迹归入艺术类收藏。“四人帮”粉碎后,得见汤志钧先生编著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及所附的《著作系年》,与以前见到的章先生手稿核对,计已见录者三篇:一、《再与刘     

《渡海帖》

<正>《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致梦得秘校帖》。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在昌化军接到北归之命,六月中旬离开儋州,拟于澄迈渡海北上。苏东坡到澄迈很想见一见义士赵梦得,但赵梦得游于大陆未归。梦得的儿子得知东坡先生即将离岛的消息后,到馆驿拜见先生,于是苏东坡给赵梦得留此信笺。     

《民功篇》的思想境界

<正> 康有为的《民功篇》有三万余字,是一篇未完稿.《康南海自编年谱》未提及该文,但在1886年左右所写的《教学通议》中提到上古制作为人道之极美时,曾云:“详民功篇.”可以推见该文亦写于此时,即当康有为游历香港、上海之后,隐居家乡西樵山,结合中西学,钻研经世之学之际.该文按上古君主编年顺序,以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为资料,考证了古代三皇五帝都做了许多有益于民的事,所以人们拥护他们当君主.而从秦朝起奖励军功,才使二千年来民功不兴,民生日艰.可以说《民功篇》是一篇以探讨秦以前为主的历代政治而写出的中国社会发展简史.     

日本新发现一封康有为致犬养毅书

日本三田史学会编《史学》第四十九卷第四号(一九八○年三月)刊载一篇和田博德先生的文章,题为《康有为致犬养毅书——近代日中关系的新史料。据该文介绍,康有为的这封书信是近期在冈山县“犬养毅(木堂)关系资料收集委员会”收集的资料中发现的。康有为书信为中文草书体,无标点(见原书信手迹)。和田博德先生在文章中为之加了标点,书信全文如下:     

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

陈炽是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失败后,曾建议清廷向西方学 习,改革政体,设立议院。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从《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书中知道陈炽曾 系统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至于其建议包括哪些内容,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者根 据其新发现的陈炽《上清帝万言书》,对陈炽的政治改革建议和不幸境遇作了全面深入的探 讨。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关于鲁迅学术思想之片面的考察

遗稿手迹第一页注写“请交柯灵”,根据遗稿毫无排版痕迹,并查阅同时期柯灵主编的全部刊物均无此文,可以确定,此遗稿未曾发表过,是较珍贵的新文学资料。文中有“两年以后的今天……”句,其中的“两年”是相对鲁迅逝世周年而言,又可断定此文写于1939年下半年。 王任叔同志于1939年8月17日编辑完成《学习与战斗》一书,其中收入《鲁迅先生的治学方法》理论文章一篇。由于该书迟至1946年才出版与读者见面,故遗稿中大段引用了该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