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禄赏制的演变看周代的土地制度——兼评“军功地主”论

春秋中叶“初税亩”之前,禄赏从属于宗法分封,与此相应,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了土地王有之下的等级占有制,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按封土分割地税收入的等级榨取关系。“初税亩”之后,改用以谷禄为主的俸禄制,赏田逐渐朝赐税的方向转化,领取谷禄的官吏不再对禄田享有经济上的占有权,庶人与土地的关系由疏运转向密切,由暂时使用变为永久占有。本文对学术界流行的“军功地主论”提出疑议,对军功地主兴起的时代、士卒赏田以及军功奖赏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俄国1906年11月9日法令解读

在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广大农民持续贫困的巨大压力下，俄国政府为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起草并颁行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该法令赋予了农民自由退出村社的权利，并允许农民将村社份地划归个人私有，这是俄国政府继1861年改革以后对农民的又一次解放。法令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部分农民进一步得到了解放，成功地退出了村社，并最终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民法令,宣布带着土地解放农民。法令的文本规定有很大弹性,农民最终没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地力下降,增加土地的尝试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初亦未能得到根本改观。沙皇主张废除农奴制是顺应时局之举,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传统,加之土地产权变动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等因素,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     

唐前期文人的军功崇拜意识——以诗文为证

唐人意识中的军功崇拜思想深深影响了唐初各个阶层。在朝廷、文士、百姓等三个方面的合力下,军功的刺激促成了社会心态的普遍倾斜。立有军功的勇士始终受到时代的尊崇,崇拜军功的意识心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对唐朝许多制度的推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军法特征浅新

战国时期,军法已经成文化,奖惩法令越加繁密,军功爵制成为其典型代表。军法赏上罚下已成定则,奖惩范围扩大,特别是连坐之法,左右相连,上下相保,一人犯令,多人受罚。此外,军法之中弥漫着浓重的杀伐之意,惩罚力度加大,军将常以严刑峻法立威,以迫使将士死战沙场。残酷的惩罚使得春秋尚存的军礼仁爱精神消失殆尽。     

张居正改革及其历史经验

<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别号太岳,祖籍风阳定远,其先祖张关保是朱元璋起义军中的一名士卒,明朝建立后因军功授归州千户所世袭千户,加入湖广军籍。张居正的曾祖是次子,不能世袭千户,便从归州迁到江陵入籍,因此,湖北江陵便成了张居正的原籍,所以他也被称之为张江陵。隆庆元年     

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为基础材料 ,全面研究了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军功赐田和授田制度及其田税征收方式。授田以名籍为准 ,数量依然是每夫一顷 ,军功爵者则依次增加 ,但级差复杂 ;明确规定二百四十步为亩 ,土地一经授予即归私有 ,可以在法定的范围内买卖、赠予、世袭。以授田为基础 ,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 ,并更具有时代特点 :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 ;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的制度。这既促进了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加速了个体农民的破产。过去对汉代土地、田税制度的诸多争议因此解决。     

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

骆秉章作为咸丰末年督川的最佳人选,用自己的驭将之术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的西南军功阶层,并通过大量的保举与参劾,有力地影响了清廷在西南的人事安排.通过对比他与当时西南边疆几位同僚的不同遭际,可以看出清廷在不得不扩大军功督抚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对此的讨论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成同政局,进而更好地理解晚清政治史.     

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土地储备融资担保制度质疑

土地储备融资交易存在巨大的制度风险。现行法上虽然将土地储备机构界定为"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事业单位",但其性质和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土地储备机构对储备土地代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使国家土地所有权,不能以储备土地担保融资。如将土地储备机构对储备土地的权利界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土地储备机构对该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处分权,土地储备机构也不能以储备土地担保融资。同时,以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也无法在《物权法》之下找到其体系位置,亦应为法所不许。     

关于土地经济问题的思考

土地市场体系需要具备完整的市场要素与市场特征。土地产权制度尤其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产权制度亟待健全,体现于地租地价的收益分配格局在理论上应当界定合理,土地市场竞争性需要充分体现,既已构建的土地储备制度在功能定位上有待进一步取向调控市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需要有良好的机制。     

国外征地制度对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国外征地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其做法对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加速公共领域建设、规范开发区行为等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理顺征地产权等几方面着手，改革中国现行征地制度。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论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基于农地征用视角的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属性实际上构置了一个陷阱:人们只注意到表面的使用权,而背后的所有权却被掩盖了。在征地过程中,农民表面上只是卖掉了使用权,但实际上是连同所有权一起让渡了,这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是明的,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是暗的,而拿走使用权就拿走了所有权才是最要命的。这正是农民失地贫困成为"三无"人员和"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的制度根源。     

宏观调控视角下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完善

世界各国的土地储备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土地银行制度、土地优先购买权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储备制度于20世纪90年代从香港地区引进以后,已成为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土地储备法律很不完善;土地储备中的一些基本制度欠缺.因此,应当借鉴国外和相关地区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的土地储备法律制度.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

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其中国有土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同时,唐前期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把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都失之片面。     

论土地违法行为的内部制度成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违法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在分析土地违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深层次分析了产生土地违法现象的内部制度成因,主要从土地供给制度缺陷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缺陷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为科学解释土地违法行为,完善相关制度,从而进一步遏制土地违法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日本海军1874年在上海非法购地问题

日本海军从1873年就图谋长期在中国沿海立足,为此,于1874年7月在上海向英商非法购得浦东的一块面积为27亩多的沿江土地,作为所谓“海军省用地”。为了对中外掩盖真相,日方以日商出面购地,继而在海军绝对掌控的前提下,长期将所购土地租借给日商.甲午战争后,所谓”海军省用地”逐渐用于军事意图。近代日军在华非法购地之事多有发生,而海军购地则是首开其端,其以日商为掩护的手法后来也被日军沿袭。     

论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生产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的新形式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着新的问题,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作者首先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的四个问题;然后分析各种土地流转方式的特点,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最后强调做好这项改革所必须做好的四项配套工作,如加快培育土地转让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