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浅析中国古代的讽谏艺术》作者　许剑铭原载　《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增刊讽谏是一种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讽是用含蓄的话指责或劝告。谏是规劝君主、尊长、朋友，使其改正错误。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使人达到知错能改的目的，这就是讽谏。古代的讽谏艺术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直谏。极力规劝，以情感人。达到“生以身谏，死以尸谏”的地步。直谏是功、利兼之，福、祸存之。二是旁谏。委婉陈述，旁敲侧击，曲折适度。方式精微巧妙，语言含蓄委婉，富有戏剧性，是生活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诗赋讽谏散论

<正> 一所谓“讽谏”,古人一般的用法,是指臣民们运用委婉曲折的语言文字,对帝王们的失误进行劝戒。它的产生出现当早于封建社会,大概有了酋长,有了君主,有了权威,有了操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一句话,有了等级的区分,就有了它。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有了等级的区分,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了上级与下级。被统治者,下级官吏对统治者对上级官吏的失误,或慑于其权威,或为了取得更好的批评效果,而不敢直言不讳地批评,就只好假诸讽谏一法,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讽谏”便成了中国古     

唐人如何对待辞赋

辞赋,是汉魏六朝文学上的重要文体。但自从汉代著名辞赋作家扬雄论定它“雕虫篆刻”、“讽一劝百”以来,历来对之多有微词,许多人甚至把它看做是雕琢浮靡文风的代表。现在文学史上写到辞赋,往往也是几笔带过,简单地把它论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但是,考察一下直承六朝的唐代文坛,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坚决摈弃辞赋的作家,文学成就并不高;而那些真正改革一代文风、创造文学高峰的人,倒是相当推崇、重视辞     

重视应用写作是历史的必然

我国素为文章大国。唐宋以前的文章“家族”里没有戏剧、小说的地位,诗歌、辞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作为这个“家族”里的“宠儿”而占有一定的位置。所谓“宠儿”主要是说人们虽然喜爱它,但并不把它看作对于立身行事、齐家治国有实际效益而加以重用。在我国古代文章“家族”里,真正受重用的却是诗歌、辞赋之外的那些有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仿古与趋新——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

我国辞赋艺术自楚、汉定尊,历千余年之流变,中经“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晋、宋、齐、梁骈体和“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的唐、宋应制律体(详孙梅《四六丛话》),以及“以古文为路”(王芑孙《读赋卮言·总指》)的宋代文赋,无论体制抑或风格,屡迁数穷,以至文学史家视唐宋以降辞赋为衰落期,鲜复置论,尤疏于文体兴替规律之阐发。事实上,     

王禹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

王禹的辞赋观带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强调继承“赋本乎诗”的传统，重视辞赋的讽谕功能，推崇唐代“贞元、长庆时风格”。在这种辞赋观的指导下，王禹的辞赋不仅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贴近政治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多有创新：风格清新素雅，有明显的议论化倾向。善用散文句式，语言灵活流动，表达方式富于变化。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唐前史传与辞赋

唐前史传文学中,收录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起到“以文传人”的重要作用;同时,史传中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赋论资料,涉及到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等方面的问题。从艺术渊源上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积极影响。     

建置在人生坐标上的价值取向——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

文认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坐标核心部位上的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并非政治方面失意时之作,相反,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时期所作。文中将辞赋与功名抑扬对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道出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想法,并非“违心之论”．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发生转变,是他特定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仍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并非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立论．综合他对不同艺术形式所作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他的总体文学观,是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为其价值判断．曹植主张文学作品要客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曹植对文学地位的轻视,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仅说明他的选择而已．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