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话文体与"人"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既是文体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相连的艺术革命,也是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化构成了"五四"白话文体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伴随着现代语言系统的建立,新文学的秩序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用白话文更加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     

现代传媒情境中的审美

现代传媒的崛起不但使电子文化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从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形式。在现代传媒的情境中,艺术与生活是错位的,甚至是互换的;审美开始走向产业化;商业化和日常生活化,"审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现代传媒中审美的转变认真审视。     

论中国新闻发展的五个阶段

自1900年辛亥革命以来100余年的中国新闻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代":1.从1900年到1949年为"呐喊时代";2.从1949年到1965年是"热情时代";3.从1965年到1978年是"口号时代";4.从1978年到1990年是"描述时代";5.1990年至今,中国新闻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以知识为内涵的充满智慧的"策划时代"。     

从感性学到审美乌托邦——现代美学早期的一段问题史

现代美学不只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知识领域,同时也是现代精神自我确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旨趣系于个人主体的正当性这个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鲍姆嘉通最初在理性主义体系里构想出一门准认识论性质的"感性学";而后,康德在批判哲学范围内为之确立主体的根基,并赋予"审美自律论"以完整的哲学形式;席勒从康德的概念框架出发,将审美批判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审美乌托邦"思想.现代美学早期的这段历史,显示了审美-艺术问题是如何被推向现代思想前沿的.     

“意识内在性”的瓦解,还是“内在意识”的持守——与郝亿春先生商榷

马克思发动了突破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结论,但是对其哲学革命的发生路径和方式却是众说纷纭.吴晓明教授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基础入手,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性质问题,并将全部现代形而上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指证为通过主体性之被规定的"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对意识内在性的瓦解过程,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对于吴晓明教授指称的马克思贯穿并瓦解"意识内在性",郝亿春先生于<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发表的<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的内在性"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商榷.然而在笔者看来,郝先生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意识内在性问题之关联的理解存在诸多谬误.由此,笔者特撰本文与郝先生展开讨论.     

纤维软雕塑艺术的历史溯源及其表征

传统的雕塑都是使用硬质材料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社会的进步和现代艺术的出现,新观念新材料和新的科学手段的运用,派生了纷繁杂多的现代雕塑现象,其中纤维材料艺术以独特的魅力在雕塑领域中崛起.纤维艺术的历史悠久,它丰富的色彩、柔软的质地、多变的机理,为充满坚硬的钢铁、石头、钢筋水泥的城市世界带来了浓郁的"人情味";它通过纤维特有的质感以不同的加工造型手法,达到了另类的艺术效果.     

现代媒介传播中的民族艺术的审美接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

民族艺术通过现代媒介使其在传播上实现了超越区域性时空制约的开放态势,以使受众在审美接受上获得了更大空间与更多时间上的自由.由现代媒介建构起来的"人一机"相对的关系,将传播者与接受者隔离开了,使审美接受主要体现为间接参与的媒介体验.现代传媒所具有的直接诉诸视听的"大众化"特性,使得更多受众的艺术审美接受凸现为娱乐消费与消遣性.面对现代媒介,接受主体便失缺了与"在场"受众群体之间应和与确证的可能,而更主要的是在个体愉悦中获得心理上的自我确证.     

“革命叙事”—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

"革命叙事"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完善发展的艺术形态,它将传统的"血亲伦理"与现代的"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树立一个个现代"革命"的经典。文本通过赋予"革命叙事"以新的内涵("革命对象"——不再是某个仇人而是仇人所在的"有产阶级";"革命动机"——不再是为了"血亲复仇"和"侠义复仇"而是为了阶级感情、民族命运;"革命方式"——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毫无节制地暴力革命)来完成对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三十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20世纪末,中国现代歌词已基本建立了多元的、具有现代品格的体系.田汉是其第一次自律运动中的一座丰碑,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在体式的建构中,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诗界革命体”诗歌主题研究——以清末《大公报》诗为例

作为对"诗界革命"运动的响应,清末<大公报>刊载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时事性,"救亡"、"启蒙"、"女权"等与时事相关的重要主题尤为突出,这是由<大公报>的宗旨和风格,以及其作为报纸这一载体的特质所决定的."诗界革命"运动所利用的现代传媒、所带有的政治意图,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加强和凸显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其美学意义则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互联网与艺术

艺术依托媒体而存在,顺应媒体变革而更新。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为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艺术又以自己的创造性探索开发出互联网的潜能。尽管互联网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其联姻最令人瞩目的成果是造就了新兴的互联网艺术。互联网艺术在20世纪末以信息流的形态出现,是以网际协议(IP)标识存在、以数码统一信息、以计算应对互动的艺术,是以在线传播的方式出版、通过提供信息服务来履行社会功能的特殊文化产品。它继承了19世纪以来电信艺术的前卫精神,敞开胸怀拥抱信息科技,伴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推广而成长,具备促进艺术信息化、全球化、离散化的价值,值得重视与研究。这种研究蕴涵着当代艺术理论推陈出新的契机。     

再论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

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以及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路径与取向,概括为“发现优势、坚持创新、走向超越”。一是民族艺术发展,就是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与现代化传播手段与途径优势;二是当代民族艺术的创造须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开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借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做到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完美融合,形成有创新的艺术样式,才可能不断焕发生机;三是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得到合乎规律的、有生机的利用与展示,不断获得新的生长点,实现持续发展。则必须依托于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多重超越”．     

数字艺术:主体自由的契机与陷阱

媒介在主体构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媒介建构了自由交往的主体。数字艺术以数字媒介为载体,其审美主体的存在状态与基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艺术形式迥然不同。但数字艺术审美主体的自由是以数字符号的非物质性为前提的,数字符号的非物质性既构成数字艺术审美主体自由的契机也是其陷阱。     

基于行业与产业诉求的数字媒体艺术教育研究

作为一个与相关行业、产业密切联系的学科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育具有着艺术与科技的双重属性。高等数字媒体艺术教育应高度重视该专业教育的行业性特征,积极探讨数字媒体艺术教育与相关行业、产业的互动关系,架构富于成效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体系,在提升专业教学水平与质量的同时,为相关行业、产业输出更为合格与优秀的专业人才。     

美与艺术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从逻辑和历史的双重角度来看,美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在理论上,美和艺术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假说,是出于为艺术赋予美的价值这样一种动机,即把"艺术应该是美的"和"艺术必然是美的"这两个命题混为一谈。在历史上,艺术的本质是美的这一假定,是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局限于自己的时代而得出的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这种传统的误解既不利于美的研究,也不利于艺术研究。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媒介转向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层面上面临着媒介转向,文艺理论研究与媒介研究存在可通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在媒介化转向后的文艺理论重点研究范畴应关注主体及媒介渠道和内容的研究。     

新媒体艺术的诗学形象

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个实践性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新媒体艺术的实践经验日益追求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与诗学形态。从理论上看,新媒体艺术的诗学形象主要关涉以下几个命题,即技术现实的艺术表达、文本呈现的数字模式、意义消费的复调维度,它们共同表征了新媒体艺术的理论架构与问题域。     

伽达默尔美学中的“游戏”概念

许多学者将艺术与"游戏"相联系,以此来揭示出艺术的本质.康德认为艺术和游戏一样是非功利性的;席勒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一套游戏冲动理论,而斯宾塞和谷鲁斯则分别从生理和心理上对游戏与艺术所进行分析;与前人不同,伽达默尔从本体论角度入手分析游戏与艺术,他认为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将游戏自身的地位提升到游戏者之上,同时他还提出游戏的观赏者也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亚于游戏者的地位.这一思路避免了将游戏与工作二分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并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入手,挖掘出游戏概念的深刻内涵.     

当代电视文艺与社会形态

我国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并促进,而社会生活具有多重维度,当代电视文艺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演进而随之产生系列性变化。考察电视文艺这种艺术生活方式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生活方式或社会形态的关系,能够为电视文艺自身的价值预设、艺术视野以及审美超越寻找到现实依据。因此,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当代电视文艺与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当代电视文艺与社会形态的独特演进路径作了整体性关照,试图在对二者的动力性阐释中寻找到当代电视文艺存在发展的本质、依据及意义。     

“进步”与“终结”:向死而生的艺术及其在今天的命运

艺术的"进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面对当代艺术的挑战,它又成了一个新问题。我们曾经在"技术"和"视觉的征服"意义上谈论进步。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使这种谈论方式变得过时,从而出现各种以表现论和符号论为基础的艺术理论。然而,现代主义理论在面临一些具体作品时,又遭遇了新的困境。分析美学则通过对艺术的新定义的寻求来克服这些解释的困难。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是众多现代美学家借助康德体系而对艺术所作的解释努力的话,那么,丹托等人则借助黑格尔的"进化"思想,发展出了"艺术终结"的观念,并以此既克服康德的主体性,也克服分析美学的间接性。"艺术终结"实际上是一个夸大其辞的说法,其中有学术策略的成分,但也有真实的内容。在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对"艺术终结"观念的批判,将艺术的未来放到社会、时代、文明的命运,以及艺术家在艺术生产中的地位等角度来作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