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的义仓劝捐——以江西省吉安府义仓为例

自道光初年陶澍呼吁和实践"丰备义仓"起,义仓渐兴,至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多地出现了一轮义仓兴办的热潮,这成为道光朝仓储建设的一大亮点,也是清代义仓发展的重要时段。本文以记载较详的江西省吉安府义仓为考察对象,着重呈现了义仓建设之首要和关键环节——劝捐的具体过程,探讨了此时期义仓劝办之顺利达成的原因,即地方官员的个人魄力、已然形成的劝捐程序以及官绅士民对道义和功利的双重追求,多种因素促成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在这背后,道光十二年(1832)、十五年(1835)的两次奖劝章程,无疑成为官民热情投身义仓建设的强劲动力。     

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

北宋的救荒措施及仓廪制度集汉唐以来之大成。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始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北宋初期以来所实施的募饥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推广"劝分"救荒,以及中后期不断改进的社会救济制度,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嘉靖初特大灾荒与明代地方备荒仓储体系的重构

嘉靖初的持续特大旱灾及其关联的蝗灾、瘟疫等,引发严重饥荒和多地人食人惨剧。灾荒重压之下,国家赈济杯水车薪,地方预备仓独木难支,探索地方备荒仓储新形式、补充备灾救荒新力量成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明廷一方面再度重振预备仓政,一方面推广传统义仓社仓,地方备荒仓储体系开始由一仓独大发展到多仓并举,灾荒应对从独仓难支演变为多仓同济。同时,社仓大规模拓展并与乡约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地方乡约乡治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嘉靖初特大灾荒犹如一支催化剂,促使了明中后期地方备荒仓储体系的重构,并开创了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宋代川峡四路荒政特点浅析

荒政是指各级政府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它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我国荒政已发展到十分完备和健全的阶段,这不仅以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荒政专著《救荒活民书》为标志,而且其荒政思想理论也已深入边远省份地区.川峡四路的荒政便是主要例证.宋代荒政概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封建社会经济在隋唐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并有所发展.但王朝的统一,并未预示着土地政策的新的飞跃,宋朝采取的“不抑兼并”,“不设田制”政策使土地兼并十分激烈,人民赋役沉重,生活困苦.此外,宋代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从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至度宗咸淳10年(1274年),宋朝共发生1511次自然灾害,而且这些灾害也仅为史料记载的一部分.广大人民群众或坐以待毙,或转徒流亡,有的甚至揭竿而起,宋朝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为维护统治利益,统治阶级对荒政给予了高度重视,“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各时期君主纷纷付诸实践.太祖“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太宗“又置常平仓,……真宗继之.”仁宗“每见天下有奏灾伤州郡,必加存恤.”神宗皇帝“每遇水旱,忧见容色,至云此岂小事?”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如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曾巩、欧阳修、朱熹等也分别对     

义仓是公共性实物积累吗

(一) 我国古代仓(?)种类甚多,见諸史册的,除正仓外,还有所謂常平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等等。这些名目巧繁的仓(?),性质相別,作用不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时有合流。义仓即其中的一种。“义仓”之名起自隋。据《隋书·长孙平传》載:长孙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里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历代义仓积谷为数頗多。如唐,玄宗天宝八年統計,全国正仓积谷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而义仓积谷竟达六千     

論唐代义仓地税兼及两税法的内容

唐代义仓地稅是史学界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問題上还有很大的分歧,許多史学家例如鞠清远、胡如雷等認为义仓就是地稅,有的史学家如岑仲勉等則認为地稅是另外的一种稅收,不是义仓稅。此外,义仓地稅的发展及其具体情况如何,因为研究的人很少,許多問題还不明确。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史学界諸位前輩研究的基础上,針对以上問題提出个人看法,并进而联系到兩稅法的內容,为唐代租稅的討論提供一些粗淺意见。     

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

宋明以来中国救荒书的发达和国家救荒程序化规章的不断出台构建起中国传统荒政的理论宝库,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荒政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对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不同朝代赈济实例的考察表明,传统灾荒赈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都会影响到荒政的实施效果.救荒策略的成功运用和救荒程序的顺利完成更多地取决于救荒措施、手段的配置,财源的争取和动员,赈务的组织和协调以及地方官的个人素质等"实践性因素".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隋朝与唐前期,在征收租调的同时,还征收户税与义仓地税。户税据户等按户征收;租调力役按丁,而不管其“受田”之多、寡,有、无;义仓地税则经历了按亩征收与按户等征收的变化。隋唐时期,租佃制已很盛行(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尤其如此)。租佃制对租庸调以及户税的征收没有直接影响,而对义仓地税,则有由谁交纳的问题。     

我国荒政中的市场性救荒措施研究--以禁遏籴为例

市场性救荒措施是指符合市场规律的赈济方式,禁遏籴颇具有代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经济原则,在赈灾中产生良好的效应,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其仍有赖于官府的强力推行,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从历史发展趋势看,"通商"救荒日趋为人们所了解与重视,反映了我国传统救荒呈现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走向.     

清代福建仓储制度初探

仓储是中国封建社会解决"民食"问题的重要制度.而福建"环山带海.西北多硗确,东南多斥卤,岁或不登,民食鲜饱"[1],对仓储之设尤为依赖,早在宋代,福建境内便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和社仓.元明时,福建各地仓储名目更是繁多.进入清代后,福建的仓储制度日益完备,形成了一个以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仓储体系.本文试就这一个体系作简要的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仓储制度的运作情况.     

试论华洋义赈会的工赈赈灾

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舍办的慈善救灾团体。它以“防灾胜于救灾”为基本理念,认为工赈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赈灾方式。在灾时与平时以工代赈赈灾恤贫。其工赈规模大,成效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制度的考察

民国时期,为了适应救灾的严峻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的救灾机构,救灾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救灾法规,做到救灾有法可依,赈灾规范有序,特别对救灾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力图从人员素质上保证救灾高效化。此外,国民政府还实行一系列临时政策,以应对各地多发的灾害。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的内在机理与绩效考察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环境侵权救济的一系列方式、程序和规则的总称。我国当下没有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环境侵权救济是通过对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机制的拓展适用来实现的,其中诉讼机制是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认知视角考察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的绩效,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内在诉求。从实证角度分析,当公民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普遍认为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在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上均存在不少法律难题,因而不会首选诉讼机制。这为更新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改组与经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救济院

天津救济院从1929年变为官办救济机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扩充，增加院外救济，从硬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制定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到1937年前天津救济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救济院的改组与经营有着积极意义。首先，救济院采取积极的救济政策，教贫民以工艺，安排其未来，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减轻了救助负担。其次，救济院制度性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便于管理者管理，而且还有益于贫民的未来发展。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