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思想探析

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内在驱动力,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基于私人资本盲目逐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认识,孙中山提出必须节制私人资本.而欲利用资本以实现“利国福民”,孙中山提出还必须发达“国家资本”.他提出解决发达“国家资本”的资金筹集、人才技术和产业选择的设想与方案;主张“发达国家”必须解决其“耗费而乏效能”问题;还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目的是“利归于民”;而要做到“利归于民”,又“必民权主义实施”.     

驰利予民:宋元时期洞庭湖区水面与沙洲的经营理念

宋代国家力量还没有致力于洞庭湖的开发,湖洲之利往往被少数人群以“扑买”等方式获得,这种与小民争利的方式引起不少争议.元代曾设立宣课提举司以括山泽之赋,但也因为“扰民”而被裁撤.岳州儒学在争夺湖洲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在于：一方面,与元代中后期医学地位下降而儒学势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儒学并未排他性地占有湖洲而能够维护小民的利益.在洞庭湖的开发过程中,经济利益促使湖面的产权不断被界定.国家既要驰“山泽之利”予小民,又往往通过“官有”的方式来禁止豪民独占湖洲.     

儒学独断论的表现形式与突围策略

传统儒学本身包含着独断论因子 ,并因长期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 ,从而走向了独断论。朱熹明确使用“道统”一词 ,《宋史》首次标举“道学传” ,个体性判教与集体性取向在儒学内部展开的权衡 ,以及儒学试图将自身变成思想史叙事惟一的真理 ,就是这种独断论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 ,思想多元的客观规律毕竟是任何人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 ,这也就成为思想界对儒学独断论实施突围的基本策略     

改革陈腐的政治文化,日本方可柳暗花明

今天日本在亚洲的孤独十分清楚地揭示,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已成为其现实进取的包袱,而现实进取中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羁绊。日本要实现政治抱负,有必要对其政治文化进行一番改革扬弃。日本应不要执迷于“明治情结”;不要再让人民成为“国家怪物”的奴隶;发扬日本文化中礼待他人、善待生命的“和”文化。     

救亡图存与天演图说

民族危机诱发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引发了理论危机。时代和社会，都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是重蹈印度、越南、缅甸的覆辙，任人宰割；还是破釜沉舟，致力变革，发愤图强？两种命运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当时，无论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新半旧的“中体西用”，都已经难以承担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形势逼迫思想界更积极地进行救国理论的探索，在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人们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了外部世界。“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成为当时先进思想界的共识。在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中，通过众…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将资本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基本建制,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不可超越的历史存在论基础。而当今思想界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将现代性原则同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其表现是理性批判和主体性批判成为其基本主题。在各种纷繁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中,马克思的思想被错误指认为经济还原论的同时,不少人反而走向了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观念还原论,从“意识”即“精神”的方向上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展开批判,使其批判离开了现实历史的存在根基,重新揭示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思想维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屯垦戍边主体的多元性

屯垦戍边的主体是指“谁在戍边”。自古以来各朝历代为了边疆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在广袤辽阔、穷山荒漠、人口稀少的边疆派兵镇守,但途远难厚资,往返极苦役,鞭长莫及而屡乱。西汉后,由兵击而安,时安而退,退后又劫转为屯垦久驻,亦兵亦民,劳武结合,以劳养武,战时拿枪,平时拿镐,成为永不换防、永不退役的安全屏障,被称为“千古之良策”。解放后,国家从长治久安、发展边疆民族经济的战略高度,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地转业,以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政社一体执行屯垦戍边的伟大战略使命,以屯垦、发展经济为基础,以戍边稳内为目…     

从“科玄论战”看20年代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新说迭出，歧意纷现。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依然是中国思想界丰富其内容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西方新旧思想流派在中国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传播，以《民铎》杂志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编辑出版过“现代思潮号”、“尼采号”、“柏格森号”、“进化论号”、“康德号”等西方哲学专号。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播过程中，各流派之间的分野显现得十分明显，同时由于中国传承者有意无意地修正，又发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变异。１９２３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玄论战”）是一个很好…     

评当下思想界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三种思路

本文以“中华性”即当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为基本问题,对当下中国思想界有关“中国的现代性”的三种重要思路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本文认为,有关民族文化认同的思考,必须将深入思想内里的历史研究和立足现实选择的价值承担结合起来。它必须通过一种严格的知识批判同时沟通历史、现实与行动。     

试论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

孟子面对“七雄”争霸之势,为了实现其天下“定于一(统一)”(《孟子》。以下引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系《孟子》)的理想,“不远千里”游说齐、魏等列国国君,要他们尊贤使能,施行“仁政”,以“安天下之民”。虽然他的学说被国君们看作是“守旧术,不知世务”,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仅就孟子尊贤使能的思想,作一粗浅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德治国的文化渊源

“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深刻悠远的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孙奇逢在《四书近指》中指出：“平天下者，明明德于天下者。”意思很明确：治理天下，管好国家，就必须将明确、进步的道德昭示天下，用切实的行动为民谋福利。笔者将“以德治国”分为“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并认为，要真正将“以德治国”付诸实施，应该从“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两方面着手，即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恪守其德，“德治”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国便得以“治”了。为什么同样是“以德”却要“治官”而“劝民”呢？人民是国家…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走向中下层:清季十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与"民"的指谓变化

清季十年,主要依赖政府和上层社会的"保国"方式越来越被质疑,而以前不被看好的中下层社会渐受看重,思想界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重新评估呈现出关注重心下移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当时思想言论中的"民"之一词在指谓上也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中下层而疏远于社会上层.     

《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明显有着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论等方面。在“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并决定着政权正当性,从而告诫君主“畏天之威” “敬天保民”。其王道论兼言“以情度情”之仁政与“降礼尊贤”之礼制,主张以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纲纪礼法维系社会秩序。此外,韩婴又从“道势”关系的角度,强调儒学之正统地位,挺立儒士人格,鼓励他们坚守士节,积极参与政治,以“道”的力量抗衡帝国形态下不断扩大之皇权。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企业影响日渐浮现

裘元伦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一国内和各国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它本应有利于发展人类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又活生生地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它正在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同时又导致出现一些需要加以控制的消极力量。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者首先强调的这一现实的“正面”,而反对和抵制者则更多担心的是这一现实的“反面”。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