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完美融合

鲁迅的《呐喊》、《彷徨》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也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但单独地作为悲剧或单独地作为喜剧,都不是《呐喊》、《彷徨》的最鲜明的特征,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完美融合。 鲁迅小说的这种艺术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 鲁迅小说中最纯正的悲剧集中在以觉醒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中和以被动自守为特征的劳动群众悲惨命运为题材的作品中,鲁迅小说中最纯正的喜剧性作品在以卫道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中和封建权势者的人物形象的描写中,而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相融合的典范作品则是以不觉悟的下层群众为题材的作品。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他     

喜剧手法与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鲁迅认为：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小说本着这种喜剧的原则进行小说创作,他的《阿Q正传》、《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离婚》等小说,都充满喜剧感。他用喜剧形式撕破中国旧传统给予人们的愚昧、麻木、无聊的种种人生态度,心理习惯,在笑声嘲弄旧世界,以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人道情怀和科学观念。     

谈喜剧人物的虚假性

喜剧表现人物自身的矛盾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起着支配和制约作用的乃是喜剧人物形象自身“真”与“假”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不同喜剧人物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而便产生了不同的喜剧性效果；同时，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不协调或不一致同样也表现为一种“真”与“假”的冲突，这对矛盾关系又构成了喜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统一——试论鲁迅小说的一个艺术特点

别林斯基说过:“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既充满了悲剧的雄伟,又充满了喜剧性,这两种对立因素在这个人物身上不可分割地、完整地融合为一个统一的、自成一体的个性,你对他又是惊奇、又是害怕、又是好笑”(《别林斯基论文学》)。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具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品,都往往把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在一起。关汉卿、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吴敬梓、果戈里、契诃夫等名作家的作品中不难找到这类例证。可以和这些文学大师们媲美的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他的部分小说创作,就有把喜剧性溶入悲剧的特点。特别是鲁     

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20世纪 4 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这期间 ,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 (《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 ,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 ,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论鲁迅小说的悲剧性(上)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悲剧的分析必须将重心放在对悲剧人物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发掘上,放在对悲剧人物同情心的发生根源的考察上。本文围绕着鲁迅关于人的价值观念,围绕着鲁迅对人的存在价值、对人的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为他的价值与为我的价值的辩证关系的理解,重新对《呐喊》和《彷徨》的悲剧艺术进行了探讨。     

论《水浒》的喜剧手法

看《水浒》,使人忧,又使人乐;让人哭,又让人笑。确切地说,《水浒》是一部涂抹着悲喜剧色彩的作品。全书后五十回,悲剧性强烈,但前七十回却有颇为突出鲜明的喜剧描写:那令人舒心开怀的气氛,那欢快乐观的格调,那形形色色的喜剧性人物,那使人捧腹的情节波澜,那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生动场景,特别是那多姿多彩的喜剧形态,象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滑稽喜剧、抒情喜剧等等,部各呈丰姿,各具韵味。但不论是构置喜剧形态,或是组织喜剧矛盾,还是形成喜剧因素,都必须借助于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和诱人魅力。对此,《水浒》作者确是出手不凡、颇有造就,不仅娴熟驾驭了独特的喜剧手段,而且还撷取其他一些手法,赋以喜剧的特定因素。择其要者,有下面几种: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拟声摹音 循声得情——试论《红楼梦》象声词运用艺术

《红楼梦》的语言和谐动听,“掷地作金石声”;往往可以让读者透过语言看到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正如鲁迅所说“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红楼梦》的这种高度的语言艺术成就,和作者巧妙地运用象声词是分不开的。 《红楼梦》在写人物的说话声时,用不同的象声词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的情景。请看下列数例:     

“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新探

文章认为:从鲁迅观照悲剧人生题材的艺术视角和小说的情节构成、艺术描写等艺术传达方式考察,作为艺术品的《阿Q正传》,体现出鲁迅喜剧性的审美方式.进而,文章结合鲁迅创作的理性精神——否定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思想,与阿Q形象的喜剧性人生内涵——民族文化心理的病变内质,论证《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的深层意蕴:以喜剧性审美方式,撕破了阿Q及阿Q式民族文化心理的荒诞性,送入历史的“坟墓”.鲁迅喜剧性审美方式,在艺术创作领域所完成的,是将老旧时代的思想“丑角”置于历史的“坟墓”的世纪性变革.     

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

笔者针对“鲁迅与仙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述的幻灯事件是否虚构情节,藤野先生的教学方法使鲁迅反感而离去等,提出在解读中应坚持“温情和善意”的原则。通过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认为鲁迅写作的基调是温情和善意。即便有虚构情节,也不足以影响这个基调。以往的“鲁迅与仙台”研究也符合这个基调,亦即符合鲁迅本意。笔者批评了当前文学研究中的“解构”主义倾向,即妄议历史人物,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这种倾向在“鲁迅与仙台”研究中虽然比较轻微,但也应该警惕。我们应该提倡对历史人物的温情和善意,而不以臆测或以时事政治需要来衡量人物。     

论鲁迅杂文的“人物品藻”

鲁迅说他的杂文写作是为了“知人论世”,“知人”即是人物品评,这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孔子说对于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是对人物言行的品评。魏晋以前,品评人物与统治者选用人才密切相关,而侧重于政治的、道德的品评;魏晋时期,人物品评超出了人才察举的政治功利色彩,而发展为哲学的审美的人物品鉴,成为一种时代的美学风尚,故名之为“人物品藻”。魏晋时的知识分子,玄理的辩论与人物的品藻是他们生活的两大课题,南朝宋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留下了这种士风的生动记录。其中的《品藻》篇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甚是精彩。一部《世说新语》就是对魏晋知识分子人物美的品鉴。鲁迅说:     

《野草》:孤独者的心灵独白

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方文化怀有一种双重的忧患疑惧意识当中,不断表达着他作为孤独的思想先行者所感受到的精神的放逐———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性与深刻性的孤独体验。如果说,《呐喊》和《彷徨》中,鲁迅还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更多记取着“为别人”和给社会人看的启蒙目的的话,那么,更为深刻的个体孤独寂寞与生命存在虚无的体验,则被情感满溢、内心无法平静的鲁迅以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衍化生成一丛独特的“野草”———《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文字,也成为他那孤独心灵的深层写照。     

笑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试谈我国古典喜剧美的真实性

悲剧美必须遵循真实的规律,喜剧美也必须遵循真实的规律.喜剧是笑的艺术,无笑便不成其为喜剧.读我国古典喜剧,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喜剧的这一基本特征.如元代郑廷玉的讽刺喜剧《看钱奴》,会使你发出尖刻的冷笑;明代徐渭的滑稽喜剧《歌代啸》,会使你发出捧腹的大笑;元代康进之的幽默喜剧《李逵负荆》,会使你发生诙皆、轻快的嬉笑;而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这些歌颂性喜剧,则会使你发出惬意的欢笑.喜者,乐也.观赏喜剧情动于衷,必然形诸于外.没有笑声,喜剧的喜又何从谈起?清初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李渔在其著名喜剧《风筝误》的收场诗中写道:“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要把他的剧本写到使人笑得象那大肚子弥勒佛一样.才肯放下他那支“秃笔”可见在剧作家看来.笑对于喜剧艺术是何等重要!     

从“看客”形象看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展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其“麻木的神情”曾给鲁迅莫大的刺激,不仅促成他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而且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鲁迅笔下看客式的人物很多。大致说来,凡是相对于某一人物事件,处旁观者位置,有“看”这个基本动作,显露出麻木无聊,落后保守,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等共同精神特征者都可纳入“看客”形象系列,这个形象系列贯穿于鲁迅前后期的各种创作。这些“看客”诚如鲁迅所说,是“愚弱的国民”,“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产。鲁迅广泛描写解剖这类社会     

幽默的情趣 智慧的结晶——丁西林喜剧新探

一 从笑的心理机制分析,我们可把喜剧样式,相对划分为讽刺与幽默两大基本范畴,前者象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等,后者就如丁西林的戏剧了。讽刺喜剧,用鲁迅的那句名言:“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来注释,是恰当不过了。讽刺喜剧在设计戏剧情节时,常常用误会巧合,冒名顶替,调包误认,微服私访,藏匿窃听等大胆的夸张,出人意外的突变,违反逻辑的失常手法,把生活现象加以变形扭曲,在舞台上展示一幅幅活动的漫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人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鸭的喜剧》,就是《呐喊》中别具特色的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试论《故事新编》人物的喜剧性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后期创作心理的反映，承袭着《呐喊》、《彷徨》时期以来一贯的忧愤深广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本文探讨《故事新编》中三种类型的人物在鲁迅特有的否定式否定思维方式下，其喜剧性风格带上的复杂而深潜的悲剧色彩，阐述鲁迅在塑造人物上的主观个性化把握。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