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上)

船山关于"气"与"太极"、"诚"关系的论述,往往涉及"道"与"器"、"理"与"气"等关系问题.由于船山在语言文字表述中存在着诸如"盈天地之间皆器",或"盈两间皆道也"等命题,需要加以梳理,以明船山哲学逻辑结构.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王船山“尽器贯道”的实践哲学取向

王船山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化且没有人的理解与实践参与的物性,物性一定是在人的合用性指引中向人显现。'道'乃人应事接物之道,不能等同为'理'或自然物性。'器'是在人的世界中向人显现的物,随着人生存方式的变化,才有相应之器被纳入人的视域,由此而有当然之则与器之道。天之道必待人而成之,此之谓'尽器',人接事应物合宜,道器方能会通于至诚而极尽其变化。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神仙的感情、胡兰成与道家的圆教——兼议汉文明道在器中、即器修道的传统

神仙非有情非无情的感情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熟悉黄老之术的胡兰成,感情观恰与之一致。本文旨在表明道足以应物,举出道应于人事之一例,管中窥豹。汉文明中,道不仅见于人事,也见于制器、技艺,遍及百姓日用,中国人的人生因此成为修道的过程,人性的超越维度就此保住,因此中国无宗教。当下重建中国文明,应洄复日常修行这一传统。洄复的关键,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要钩沉出道究竟如何见于人事、制器与技艺?这里是一点初步的努力。     

试论庄子的“道”与技术观

庄子的技术观要求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合乎"道",通过深刻体悟"道"的真髓,来遏制技术的负面影响。庄子所持的技术观并未与伦理道德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技术活动的目的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了解和适应客观规律,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体悟"道"的精髓。庄子以"道"来反观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观,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     

沿波讨源 返本开新——论王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王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似乎可从三方面、用他自己讲的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他返本于“六经”,故曰“六经责我开生面”;第二,他出入诸子、佛老、濂洛关闽,而独眼膺张载,故曰“希张横梁之正学”;第三,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的发展,故曰“推故而别致其新”。王船山为何不象程朱陆王那样返本于孔孟“四书”,而要溯源于、返本于“六经”?又为何于濂洛关闽诸家中独拳拳服膺于张载的关学?王船山又在哪些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开了新生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沿波讨源返本开新——论王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 王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似乎可从三方面、用他自己讲的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他返本于“六经”,故曰“六经责我开生面”;第二,他出入诸子、佛老、濂洛关闽,而独服膺张载,故曰“希张横渠之正学”;第三,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的发展,故曰“推故而别致其新”。王船山为何不象程朱陆王那样返本于孔孟“四书”,而要溯源于、返本于“六经”?又为何于濂洛关闽诸家中独拳拳服膺于张载的关学?王船山又在哪些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开了新生面?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事功学派的道器之辨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在宋代学术语境中,与道相对应的概念有器、气、理、心等,理学家大都将道与理、器与气视为一回事,不能离道言器。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也主张道器相即不离,不过他们并不赞成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禅、儒、道之形而上与方法论的融通

中国哲学形而上指性相不二、心物不二。儒、禅、道三家于此融通。三家证悟形而上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均以“诚”为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本体与方法、形上与形下不二。应正确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境界、科学与人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和谐心灵与和谐生活。     

范式转换视野下的道器之辨

从程朱理学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道器之辨实现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程朱理学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转换为明清之际王船山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不同于伦文主义的人文主义新视野.     

论"物"、物的关系与关系存在物

马克思为克服旧哲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弊端,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即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这种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把感性经验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其不断的发展,而且也把以实践为基础的实体思维和关系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所考察的对象具有历史的、共时的相互作用、不断生成、发展的属性和含义;具有主客体相互联系,以主体的实践和感知为基础、同时又超越感知、具有主体主观的抽象性和对象本身的客观现实性相统一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一来,物和物的关系,关系的功能和结构,这种功能性关系和结构对于物的具体存在形式之基础地位;人和人的精神的产生和物化,物和物的关系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具体形式的历史性,以及可感知的物和直接靠感知所不能把握而只能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物,尤其是各种历史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才统统被纳入到哲学科学考察的范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所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