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的历史与宇宙生成模式

远在邹衍之前阴阳五行说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形态。阴阳的特殊含义在殷商以前已经出现 ,将阴阳与灾异结合在一块 ,出现在《周易》时代 ,五行可能产生于夏代 ,明确于商代 ,阴阳与五行互为发明的时间早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取象于自然的阴阳五行是邹衍发表其宇宙本原之生成的基础。在对儒家宇宙观的批判中 ,战国后期的邹衍提出了“裨海”、“大瀛海”等的概念 ,从而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引向更广袤的天地。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五德终始”说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在历史上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却用反动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在其炮制的《评〈吕氏春秋〉》的黑文中,把《吕氏春秋》所讲的"五德终始"说,看作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他们说:"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罗思鼎以此证明《吕氏春秋》"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水德与秦制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哲学形态,早在殷商时代就有阴阳和五材的观念,至于这些观念的起源一定更早得多。西周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就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尚书·洪范》中说上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叫“洪范九畴”,其中第一类就是五行。西周末年,史伯和伯阳父的言论中,就用阴阳五行关系论述过政治兴亡。但是,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一个系统的历史观,是在战国末邹衍的学说中才出现的。邹衍(约前305——前240)“初以儒术干世”(《盐铁论·论儒》),后成为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历史学说五德终始说,是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观念。它以五德相胜关系说明王朝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析《墨经》当出后期墨家之手

关于《墨经》作者问题,胡适和冯友兰都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所谓墨辩六篇大致出于后期墨家之手,这为学界较普遍认同。但反对之声,即坚执《墨经》为墨翟自著的文章时或见到。其原因之一,没有就《墨经》所述内容与撰写体例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论说。《墨经》所述内容、撰写体例与《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十大主张的有关篇章的内容论述形式和撰写体例是完全不同的。《墨经》应为后期墨家所作。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红楼梦》作者不是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新探》一文作者商榷

傅波、钟长山同志发表的论文《〈红楼梦〉作者新探》,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笔者详细考察了吴梅村生平、创作以及其所处时代,确认吴梅村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从《诗品序》看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美理想

作为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钟嵘的《诗品》以其"思深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而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其中《诗品序》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