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一心”抑或“一心中道”——论永明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

永明延寿的佛教思想体系是以＂一心＂为核心的,而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又紧密交涉在一起。本文探讨延寿＂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问题。在延寿思想体系之中,＂一心中道＂是延寿对其中道思想总的特征的概括性表述;另一方面,＂中道一心＂是延寿对作为万法本体的＂一心＂之本性的诠释。＂一心中道＂与＂中道一心＂在延寿思想体系中都是成立的。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研究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所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范畴.中道就是“适度”、“适中”、“执中”,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道是相对意义上的中道,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中道不是折衷主义或者调和主义,中道的实现并不容易,必须依靠人的理性不断地去追求.     

梁启超的中道思想

为了对治外道种种邪见,佛陀讲出种种中道,中道思想一直是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的思想中心。梁启超的中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十二因缘和五蕴缘起观念的独到解读上,这种缘起观是中道思想的根基。梁氏认为因缘观是如实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出发点,人们由于不明因缘,一直在痛苦中轮回。“十二因缘”说明了异时的因果关系。“五蕴”说明了共时的依存关系,两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万事万物“空无自性”的真相。破除有无断常偏见,而进入非有非无。非常非断的中道实相。人通过中道修行可以进入理想的涅榘境界。     

池田大作"中道人本主义"论析

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的中道人本主义是以佛法中道为指导的人本主义思想,它既是人本主义的,又是中道的,是佛法中道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结合。以佛教中道原理诠释和演绎人本主义,是池田大作中道人本主义与欧美人本主义的最大不同之所在。     

论汉语修辞与“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汉民族文化和儒家道德智慧的精髓。在儒家文化影响和制约下,汉语修辞始终浸透着浓厚的"中道"思想和"中道"价值观念。儒家的"中道"思想、"中和"审美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无不深刻影响着汉语修辞。分析和研究"中和"审美及"温柔敦厚"诗教在汉语修辞中的表现,探究其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对当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和新的修辞理念的塑造,构建和谐语言关系,意义重大。     

孟子的中道教育观及其价值

孟子的中道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深刻的哲学内涵。中道哲学贯穿于孟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道教育哲学,对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健全人格,增进理性与智慧,具有重要价值。     

论萧统文学批评折衷意识的佛学背景

通过具体考察萧统文学批评思想可以看出,其折衷意识明显受到佛教三教会通思想和不偏不倚的中道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梁代佛教思想是影响萧统折衷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道”与“中庸”思想之比较

虽然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差异性,但是作为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有关中庸中道的思想。虽然这两种理论本质上而言是不同的,但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无论对理解理论本身,还是研究中西文化都是不无裨益的。     

佛教的中道思想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中道思想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体现了佛教根本的思维特征,也表现为一种重要的实践伦理规范。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中道思想贯穿了佛教的历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蕴涵,表现出佛教思想的开放性和深切的现实关照。中道思想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理念相符契,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意义、伦理实践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方面。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 ,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 ,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 ,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 ,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佛家口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佛家中道思想是大乘般若学说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不执于矛盾任何一方、不走极端的思维方法。这种中道精神在苏试的诗中多有体现,对于苏轼儒、释、道三教圆融听人格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并保存了苏轼超越有无之间、不即不离、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审美化境界。     

人与兽间徘徊：中岛敦的小说与二战期间日本人的生存境遇

中岛敦的小说看似与现实不相粘连,却始终没有脱离二战期间日本人的生存境遇。他早期的作品对日本人极度膨胀的争夺欲望充满了忧虑,在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基础上深刻地批判了争夺欲的膨胀对人性的异化和戕害,并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中探索日本民族的精神出路。终于在其绝笔之作《名人传》中,中岛敦提出了“不射之射”的事功观,认为此种哲学（人生境界）必然会给日本带来淳朴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岛敦的小说不仅是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形而上的探索,也是对二战期间日本民族精神病症深刻的审视,并通过改编中国道家故事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告诫他们真正的强大不是通过竞争、征战和杀戮来获得的,而是和平、无为中抵达的。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合同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洞穴习俗与“中”的观念

“中”的观念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成果,它产生于原始的洞穴生活习俗,并与后来的家居宫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的观念形成时空意义上的“中在”、“中和”等概念,影响着一般人的思维模式。儒、道、墨、法、佛各有自己对“中”的理解和控制方式。今后,“中”的观念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

作为儒学地域化产物的湘学,其最鲜明的思想特色、学术成就是具有探索大本大源的原道意识.一方面,荆楚文化对天地之道的不懈求索,湖湘流寓学者对宇宙与人生之道的思考,构成了湘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湘学形成于道学鼎盛的两宋时期,它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故而湘学表现出强烈的原道追求.     

论"中"

“中”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周易》倡导“中和”精神,儒家践行中庸之道,佛家崇尚以中观法,道家提倡守中致道,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阐发了“中”的思想。万物皆有中,中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属性,“中律”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和是创新的灵魂。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