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保荐人制度的思考

我国证券发行中存在的虚假包装欺诈上市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而且还威胁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探索证券发行保荐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针对性提出完善保荐人制度的对策措施,严把证券发行上市关,最大限度避免或消除垃圾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对于提升证券市场投资价值,保护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证券法》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证券法》十分注重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 ,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 ,切实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证券市场非线性结构研究——基于混沌和GARCH模型的对比分析

文章基于混沌和GARCH两类非线性结构模型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和对比分析,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同时包含了混沌和GARCH两类非线性结构。中国证券市场存在三类投资者:正反馈投资者、逆反馈投资者和噪音交易者。正反馈投资者和逆反馈投资者具有不同投资策略与不同预期,噪音交易者受随机误差信念影响,三类投资者相互作用引起了证券价格波动的聚类性、长记忆性和持续性等非线性特征。     

证券组合理论与我国的证券市场

证券组合理论为投资者证券投资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情形下，证券投资分散化是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应用该理论干中国证券市场时要考虑诸多限制条件，目前，促进效率市场的生成最为紧要。     

不完美信息条件下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进行了博弈分析。认为要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与上市公司合谋作假的惩罚力度;同时投资者应谨慎对待投资。     

中国投资者股利偏好行为的实证分析

运用超额收益法对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的股利政策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探析不同类型股利的市场效应及投资者行为。结果表明,中国证券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由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类型的股利政策做出了不同的市场反应,并表现出一定的股利偏好行为,即证券投资者对现金股利政策,尤其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喜好行为,而对于不分配股利政策却表现出了漠视效应行为。     

不完美信息条件下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进行了博弈分析。认为要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与上市公司合谋作假的惩罚力度；同时投资者应谨慎对待投资。     

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实证研究

采用Odean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上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倾向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不同年龄、性别、开户时间、交易频率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差异进行了研究和对比。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上个人投资者普遍存在过度自信倾向,且男性较女性更倾向过度自信,年龄、开户时间和交易频率不同也会对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论“比较证券学”的设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投资亦已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这就要求我n］对证券理论和证券实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确保我国证券业的健康发展和日趋完善。而对各国证券进行比较研究，洋为中用，取长补短是发展和研究我国证券业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一、设立《比较证券学》的必要性1．是证券及证券市场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就世界经济发展而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了证券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证券又以其内在发展规律推动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     

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联性分析

以往研究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与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相关,但对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较少考虑货币性沉没成本和非货币性沉没成本的不同影响.文章选取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被试对象,通过有情境因素的调查问卷对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相比,证券监管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要显著更低,而二者的后悔厌恶和沉没成本效应则无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表明,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数据结果则表明,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基于市盈率、预期和供求关系的股价行为动态分析模型

针对现有股票价格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一个基于市盈率、预期及供求关系的股票价格行为动态分析模型。本模型考察市盈率、预期对股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探讨股票价格行为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每股收益的预期之间的关系,分析现行市盈率及动态市盈率与投资者普遍认可的合理市盈率之间的偏差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得出股票价格是在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每股收益不断预期和矫正,以及对现行市盈率、动态市盈率与他们认可的合理市盈率之间偏差的不断判断和调整的基础上和由此导致的供求力量的作用下,围绕市场普遍认可的合理市盈率而上下波动的结论。     

关于中国股票市场投资价值的思考

股票投资价值理论是准确评估股票内在投资价值、管理股票投资风险的依据，用F-O模型、行为金融学对中国股市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作测算，得知中国股市目前仍被高估。中国股市目前还存在价值投资陷阱，投资者信心丧失、投资者损失惨重等若干重大问题。     

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安全性研究

由于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经营机构行为不规范、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制度、市场规模以及投资主体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强烈的波动性和暴发性。在局部战争的条件下,股票市场这一“市场经济的晴雨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较大的冲击。战争是影响股市价格最复杂的政治因素,其对股市既有间接的长期影响,也有短期的直接影响;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其对股市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对如何维护战争时期股票市场的稳定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股票市场投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分析

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百分之四十六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带来的快乐不同程度地超过痛苦。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生活总体幸福评价高的投资者从股市投资中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年龄对投资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中年人的投资幸福感低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投资者长期的总体投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短期内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没有影响;投资规模占家庭资产比重越大,投资幸福感越高;投资的绝对规模越大,投资幸福感越低。此外,认知偏差、投资目标、个性特征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收益或总体生活幸福感从而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     

锁定制度与机构投资行为

文章以1996-2005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IPO作为样本,研究了锁定制度对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力量的存在加剧了IPO上市初期的价格波动,而锁定制度能有效抑制机构投资者对新股的炒作,从而有利于IPO价格的稳定。但在锁定期结束时,机构投资者会集中抛售其所持IPO股份,并对IPO价格和成交量形成短期冲击。这表明锁定制度并未达到培育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理念的目的。     

价格限制机制对股票价格波动及流动性的影响

分析了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后股票价格的变化特征,研究了价格限制机制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在考虑两阶段延续冲击效应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投资者总成本的考察,研究价格限制机制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进一步的仿真试验结果表明,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机制的引入,将增加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并且会导致投资者心理所能承受的潜在收益、损失量减小,使投资者更加频繁地买卖股票,增加市场换手率．进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股票市场个股流动性的假设与检验

证券定价包含着流动性因素,寻找显著影响证券流动性的因素是现代金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我国沪市A股市场中影响个股流动性的因素实证分析,得到结论:股价水平、信息不对称程度、个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及公司规模等都显著地影响着股票的流动性.     

中国市场条件下前景理论的实证分析

对投资者决策偏好特征的准确刻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随机占优理论,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投资者整体上确实表现出前景理论的决策偏好特征。在牛市,风险厌恶者更喜欢无风险资产,而在熊市,风险喜好者更喜欢风险资产,这说明在牛市环境中（即面对盈利时）,风险厌恶者确实表现为风险厌恶,而在熊市环境中（即面对损失时）,风险喜好者也确实表现为风险喜好,这完全符合前景理论所寓示的价值函数特征。     

中国投资者市场情绪生成模式经验研究——基于情绪指数的证据

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市场日情绪指数存在较强相关这一特征事实。运用Kalm an滤波和瞬时W iener-G 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特征事实背后的原因,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生成本质上是不一致的;经验数据表现出的较强相关源于情绪的相互关联;投资者市场日情绪生成呈现出放大传递模式。     

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

基于对投资者精明度内涵的新认识——信息解释能力理论，文章构建了投资者的信息解释精度影响市场交易量的模型，尝试从不同视角探讨投资者信息解释能力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及其信息解释精度影响着交易量的变化。具体而言，交易量与买卖双方信息解释能力的差异正相关；当新信息披露时，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越强，或专业投资者的比例越大，交易量将越小；专业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越强，且与非专业投资者的差异越大，或专业投资者的比例越小，交易量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