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变迁、文化整合的新思考——甘肃省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变化探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杂居,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社会。本文通过对天祝藏族自治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民俗变化客观而真实的描述,试图为变迁社会中民族精神文化的融合及整合规律的探寻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资料。     

青藏高原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交往的形态及特点——以祁连地区为例

祁连县是青藏高原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其多民族交融、多宗教传播的多元化人文历史积淀比较深厚.因此,祁连县多民族杂居是青藏高原地区民族杂居形态的一个缩影,以此作为调查研究个案,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新时期青藏地区民族交往的形态与特点.     

多民族聚居下城池形态的扩展——基于明代河西走廊治城考察

中国古代修筑城池的传统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到达一个高峰。河西走廊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围城而居,使得城墙不仅是一种防御设施,也曾经作为一种界限而存在过。明清以来城池不断加筑扩展,不同的民族相互交融,奠定了今日甘肃地区居住区的基本格局。因此,对于多民族地区城池形态发展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楚把握这类城镇发展的脉络,为今日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多民族杂居村寨的村落共同体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基于贵州省乔央村的观察与思考

[提要]共同体是由具有共同性的一群人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贵州省乔央村的5个民族村民存在超越民族身份差异的同姓不婚习俗、超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土地信仰文化、超越民族社会边界的村寨互惠秩序、超越民族利益的村落共同利益,不同民族村民具有的共同性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西南民族地区多民族杂居村寨分布具有普遍性,多民族村民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后形成了若干超越民族差异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观层面的多民族杂居村寨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可以成为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     

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

广西东北部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自古以来这里就居住着壮、瑶、侗、苗等族,其中瑶族的居住人口在广西占有相当比例。这种多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各民族的迁徙活动有关。本文主要探讨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瑶族的分布与迁徙情况,并考察它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认为这一时期瑶族在不断迁徙中与各族彼此接近,共同开发了桂东北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及语言接触模式的影响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程度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的生成

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公共权力缘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与稳定的聚落形态出现的同时,聚落内的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也告出现.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聚落形态走向成熟,聚落的内部结构与功能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聚落内的社会组合也日益清晰、复杂,无论是聚落的内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的分工与社会分层;无论是个人意识、贫富分化,还是公共权力,都日益凸现.随着聚落内部的分层与管理者的出现,聚落权力的继承或许也已出现;而且随着聚落内部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聚落共同体的功能与聚落权力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     

边界与聚合:社会互动视角下的云南回族圣纪节考察

与其他地区回族相比,云南大理上丰呈庄回族在举办圣纪节的时间选择、可参与者身份规定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地方特点。对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仪式的考察表明,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环节,仪式中的互访与共餐既增强了回族内部的凝聚力,也通过允许、接纳其他民族参与而实现了族群边界的跨越。在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社会互动密切,在各自保持传统的同时也不断突破固有的边界,促成了彼此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聚合,建构起民族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论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农村基层水利管理组织为例,从公共权力起源,维护个人权利和提供社区公共空间三个方面探讨了在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力存在的作用,为我们理解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内迁与整合——魏晋时期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的历史考察

河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往的咽喉要道,也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自汉代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之后,大量其他地区的居民入迁河西地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河西地区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加之政治、经济及其他原因,不断地有人迁入河西地区定居。大量移民的入迁,致使这一地区的民族结构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对河西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