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     

汉语诗歌节奏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

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节奏一直是中、西诗学及推动诗歌艺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但汉语诗节奏的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尚缺全面、系统的论证。从萨丕尔提出的语言"动力基础"出发，比较汉语、英语语音的"动力特点"，并从中国古、今诗歌综合考察，汉语诗的节奏以"双音化"为基本特征：在显性层面"双音结构"为最常见的标准组合，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在隐性层面表现为单音"延长"、三音"压短"、超过三音强制切分以趋近双音的时长，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等。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可凸现、强化"双音化"效果并形成"韵律边界"。汉语的虚词、"词长弹性"是支持"双音"组合的高效语法工具。"双音化"、顿、虚词、"词长弹性"可称为汉语诗节奏四要素。由于双音节是汉语最为高效的组合方式，现代汉语词库中双音词已占压倒性优势——据吕叔湘统计占比超过90%，因而汉语诗句或诗行几乎可天然超过一半为双音结构，以"双音化"为核心，进一步利用汉语虚词、"词长弹性"等语法手段，以及"隐性的双音化"，即可有效配置、形成汉语诗的节奏——因而可称为"双音衍生型"节奏。汉语诗的节奏有三大优势：第一，配置容易，是因为汉语的"双音化"极为强势；第二，节奏感强，是因为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形成非常清晰的"韵律边界"；第三，更为整齐，是因为汉字的书写和发音具有"等长""等时"的特点，且汉语中双音结构具有显著优势，不同于英语单词书写和发音长短不一。因而，汉语具有天然诗性语言的特征，不但促进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极高水平的长期繁荣，也极有利于帮助当代诗歌艺术和文化的优质发展。     

《孟子》释读辨误(四则)

传统经典须细读，在细读的基础上领会真义。历代注家对《孟子》的注疏多有误读之处，如"攘"，本义为"取自来之物"，经"多少同盗"，演变为"攘"即"盗"；"巨室"初谓国君住的大房子，这里当喻指国君，但注家多强解为指大臣；舜在"完廪""浚井"的过程中是如何脱难的，本文没有说，注家依据其他材料做了合理化解读，未必符合本义。"坏宫室以为汙池"，如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释读，实际上是要维持以渔猎为生的生存方式。致误的根源有"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前后矛盾、对古代"不雅驯"的文字进行改造等。     

《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一个老师的谎言

此语出自《三国志·吴志·吕蒙传》。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字子明，自幼出身贫寒，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他领兵打仗，只重视军事训练，很少阅读史学和军事书籍，因而文化水平不高，难免受到一些官员的轻视。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古典文学没有“思想”？ ——与张宝明先生商榷

张宝明先生的大作《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提出以“人文学”来整合文学史与思想史之关系，问题意识与探索精神难能可贵。但张文观点偏颇，逻辑混乱，论述古典文学的部分尤其突出。其要者有如下数端：一、挦扯学术概念。如其对“人文”、“思想”等概念之阐释，能为其所用者存，所不能用者弃；二、立论准的无依，莫衷一是。如以文学史、思想史之联系来肯定现代文学，以二者之贯通来否定古典文学；三、罔顾史实，师心遣论。如其以“五四”为标准的所谓现代性思想来通盘否定古典文学的思想性，既不符合古典文学实际，也不符合“五四”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学的态度；四、自相矛盾，捉襟见肘。如其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关合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二者有“普遍”和“天然”的联系；既为“普遍”、“天然”，何以古典文学又被排除在外？疵累种种，实难尽说，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张先生。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     

费雯丽（一）

1913年11月5日，一个星期三的傍晚，费雯丽诞生于印度的达吉林市其父母的家中，当时起名为维维安·玛丽·哈特利。其父厄内斯特·哈特利于1883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为了寻求发展和冒险，于22岁那年移居印度。他投靠了一家经纪公司，有时候也赛马及参加加尔各答市戏剧团的演出。其母格特鲁德·雅克吉的双亲是爱尔兰后裔，但她本人于1888年也出生在印度的达吉林市。据哈特利夫妇的友人说，格特鲁德秀发乌黑，双眼碧蓝，面若桃李（费雯丽后来所继承的特色），年轻时美丽动人，比费雯丽有过之而无不及。雅克吉这一方的家族还有亚美尼亚人的血统，这可能使得费雯丽的外貌具有东方人的黑色特征。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规制

从历史上看，"黑客"迭代到"人工智能黑客"，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现如今的"人工智能黑客"是人机交互体，既非人也非物，介于两者之间，它可以模仿人类、干扰人类认知，为达到设计者或决策者的目的对网络系统漏洞进行智能化侵入和破坏。"人工智能黑客"区别于传统"黑客"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可以依靠智能算法自主学习、寻找网络系统代码漏洞和加强分布式攻击。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甚至有学者建议从伦理上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赋权理由是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独立的"机器意思"表示能力，与人类有情感的联结。显然，这种赋权方式不仅违背"人本主义"原则的主体创新，而且现行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人工智能黑客"不属于任何一类主体，突兀地将法律主体的理性意思表示与人工智能算法指令的"机器意思"相等同，容易形成"人工智能黑客"行为在算法正义法律评价和民事法律行为构造上的困境，干扰我们对"人工智能黑客"本质的判断。溯本清源，应当以法律上权利义务构造标准去判断"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本质上是自然人主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利用网络媒介进行网络侵权或犯罪的行为。"人工智能黑客"的核心是通过计算机代码设置、大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制。"人工智能黑客"在责任承担上不是适格的法律主体，只具有特殊的"人格性工具"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的智能化攻击外在表现为算法程序的自动执行，但程序的设计和算法运行归属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也完全符合法律上间接侵权的调整范畴。对于"人工智能黑客"的侵权或犯罪行为，应当通过揭开"人工智能黑客"的"面纱"，找到其背后隐藏的可规制法律主客体，利用"穿透"方式对"人工智能黑客"的非法行为进行伦理、技术和法律三个维度的有效规制。     

征程

天上的星星不孤单（gū dān），行星绕（rào）着恒（héng）星转，卫星跟着行星走。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所以，你该知道了吧，地球围着太阳转圈圈，而人造卫星呢，又绕着地球走。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三·一八”斗争的历史启示

滔滔长江水，逝不去“三·一八”革命先烈的不屈英灵；巍巍紫琅山，镌刻着“三·一八”革命先烈的不朽业绩。6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通爆发的坚持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追求光明、反对黑暗的“三·一八”斗争，是南通青运史上最为辉煌、最为壮丽的一页。南通青年以自己的热血，与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成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烈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乐章。纪念“三·一八”斗争60周年，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对进一步推进南通的三个文明建设、实现南通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李白的骄傲：“五花马、千金裘”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短暂的侍君生活，在待诏翰林时，他凭着自己那支生花妙笔而深得唐玄宗的恩宠，不仅被允许骑上飞龙厩里的“天马，还得到玄宗所赐的“御衣”，即他自己所说的“千金裘”或者“紫绮裘”，后人所指的“宫锦袍”。“骑马穿裘”便成为李白后半生念念不忘的骄傲；尤其是李白所得到的“御衣”，成为后人歌咏他时的标志物。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若要问，最著名的男演员非谁莫属，最著名的女演员加冕谁之冠，只怕是众口不一，因为各持所见。然而，若是问，21世纪之最优秀导演为谁属，这个名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便会跃入成千上万人的眼帘。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既是位鼎足于世的导演，也是位闻名于世的艺术家。     

伊懋可“中古经济革命”论的价值与局限再认识

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它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批评者认为，它在史实上没有贡献，且有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等缺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革命"论说，几乎都聚焦到了"宋代"。还有很多学者没有使用或者不认可"革命"的说法，但认为宋代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可见认为晚唐宋元时期（即伊懋可所定义的"中古"）发生的"经济革命"，并非惊人之论，也不是伊懋可首创。《模式》是一部理论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论构建。"中古经济革命"论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具体结论也面临质疑；但它将主要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清晰地勾连起来，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底层逻辑，试图发掘这些"革命"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中古"经济的结构性面貌，是对晚唐宋元初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应当肯定。"中古经济革命论"回答了《模式》中的框架性问题，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共同构成了伊懋可自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的一些局限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但也有一些不足是天生缺陷，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提高警惕。对待"中古经济革命"论，不能盲从其具体结论，而应"去其甚者（欧洲中心论）"，吸收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     

教师“三分式”培训的“生态位”协同路向——基于高等职业院校“双高计划”的视角

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关键在于打造高水平专业。打造高水平专业，关键在于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高职教师生态位，是指高职教师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功能维度上所呈现的"态"与"势"，具体表征为高职教师所处的专业发展阶段、所属的层级和类型，决定高职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发展需求。培训是影响高职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生态因子，基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需求，进行分段、分类、分级"三分式"培训，实为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诉求。然而，违背最小因子定律、耐受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的高职教师培训，意味着高职教师分段、分类、分级培训的生态位失衡。因此，高职教师培训应基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从培训方案设计维度、培训过程管理维度、培训方案改进维度、培训基地建设维度构建"四维一体"的培训生态位，坚持"问题式"导向，精准把握培训时机，抓住专业发展契机，应用"第四代教育评价"范式，实施"辐射式"策略，进而落实高职教师分段、分类、分级培训，提升高职教师专业水平，推进"双高计划"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