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解析

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治国路径应该是仁以施治,“视民如伤”, 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利益,方孝孺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立法利民”,强调立法的目的是卫民,倡导普法宣传,加强执法,先教后诛,“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的政治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不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素材。     

《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

清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称杨士奇奏请张太后,为建文帝修<实录>、弛方孝孺诸臣文禁等三事,并称建文帝为建庶人.本文对该一史事的史源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指出所谓的杨士奇"举三事"并不存在,明成祖朱棣亦未废建文帝为庶人,建庶人乃指建文帝少子文圭.     

方孝孺后人今安在

距今600多年前（公元1402年）．明朝首都应天（即今南京）城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冤杀事件。这一年．发动“靖难之役”篡夺建文帝皇位的朱棣攻陷京师。当他坐在皇位上命建文帝遗臣、思想家、文学家方孝孺草拟继位诏书时．遭到方氏的拒绝与痛骂。朱棣恼羞成怒之际，竟下令灭掉方门九族!为泄私恨，又将其朋友、门生凑成一族磔于市，史称“诛灭十族”。     

“靖难之役”的胜败原因究竟何在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去圣乃得真孔子？

从孔子的生平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来看，孔子倡导仁学，为华夏开辟了一精神传统，孔门弟子、儒家学者即是从仁这一儒学核心概念出发尊奉孔子为圣人的。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选择通过出仕、得君行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从“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角度尊奉孔子为圣人。孔子的“圣”有多重含义，如果“去圣”，只能去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代表“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圣，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孔子是不能被“去圣”的。     

汉字竖写有玄机

古人之文,直行竖写,确有可能导致某些粗心的人把上下结构的字错看成两个字,或将紧挨着的两个独体字瞧成一个字,由此而产生的误会不一而足. 明永乐皇帝朱棣,以藩王起兵,成功之后,对效忠建文帝朱允炆的官员深恶痛绝,像大儒方孝孺,尽管谋臣姚广孝事先一再恳求他高抬贵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终于也被灭了九族.     

微妙的平衡:论蜀献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

朱椿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明成祖为明朝第三位皇帝。二人原为兄弟关系,都是藩王;由于靖难之役的爆发,二人虽仍是兄弟,但已让位于君臣关系。明清时期相关著作记载了明成祖对蜀献王朱椿的待遇与评价颇高,后者对前者也是忠心耿耿。有明一代,皇室内部关系始终较为紧张。蜀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是否如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在仔细分析蜀献王朱椿与建文帝的关系,朱椿上疏揭发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以及他对方孝孺一事的处理态度的基础上,会发现明成祖与蜀献王朱椿的关系并不如史书所载那么简单,同时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亦存在诸多疑点。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 ——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 “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明建文帝失国生死之谜

建文帝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被后世称为“靖难之役”的叛乱，虽然成功地攻入京城，夺得了皇位。但建文帝却在朱棣攻入皇宫时神秘失踪，只是在宫中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于是建文帝的生死成为了千古之谜，作家林子查阅典籍、融合各派学说，对这一千古谜案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论湘献王朱柏之死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第12子朱柏被封为湘王,就藩荆州,后自杀身亡。朱柏选择以自焚这种方式来了结与建文帝的恩怨,可能与他的道教信仰有关。朱柏之死,对明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关于丘长孺的考辨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试论康有为的学术传承

康有为是近代岭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岭南学派的学术精神,汲取朱次琦的学养,以复古为革命,创造性地改造传统儒学,成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将岭南学术发展推向一个高峰;他下开一代学风,众多康门弟子在许多方面传承和光大了他的学术思想;以康有为为中心,包括他的老师与弟子等所构成的学术传承关系,是近代岭南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淮西"地区,历经二十余载的南征北战,建立明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淮西功臣集团"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淮西功臣集团"被朱元璋彻底铲除。"淮西功臣集团"的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折射出历代开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     

“子敬箴”与伴宇右卫门书信的再发现——试论朱舜水与山鹿素行思想互动的可能性

朱舜水为山鹿素行所作的“子敬箴”不仅体现了箴言的规劝之意,还显示出二人在“性善”问题上的分歧。山鹿素行写给伴宇右卫门的书信也证实了二人间的思想分歧,甚至山鹿素行在信中将朱舜水斥之为“俗儒”。加之《答安东省庵书》和《与安东守约书》的参照比较,可以更加肯定地认识到二人思想互动可能性之渺茫。通过朱舜水与山鹿素行古学互动可能性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对明末中国儒学的冲击,明确儒学在东亚传播的普遍性及日本儒学的特殊性。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