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论贺麟“新心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心”是“新心学”的本体论范畴,通过“症候阅读”和“抬头而读”的阅读方式,重新解读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在对“心即理”的论述中,贺麟用康德的理性概念重新阐释中国心学,把黑格尔的外向性辩证法改造成内向性辩证法.“心即物”是当内向辩证法触及心底的“绝对精神”——“心”的时候,又开始了外向性辩证法的扩张.“心即性”则是对“心即理”的内向辩证法和“心即物”的外向辩证法的统一.最后指出,贺麟“新心学”中的隐藏性话语是对唯心主义格局的新开场.     

文辩哲思 三位一体——杨简心学体系及传播的示例论证

杨简是使心学真正独立的人。他超越陆九渊,迥异于程朱理学,彻底树立起“心”的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心与理、心与正、心与意的辨证上,他颠覆性地重塑易理,从而把心学贯彻到了天人学说中。《月赋》是对其心学体系进行形象和深入阐述的文学杰作,包含其心学、易学的基本要素,并给出和讨论了多个重要哲学命题。他对学术思想的文学传达能力和结合到日常事物的实践能力,为心学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袁燮《毛诗经筵讲义》心学思想浅析

袁燮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浙东传人,“甬上四先生”之一,其诗经学著作《毛诗经筵讲义》通过对诗大序中“诗无邪”、“四始”的心学阐释,和解经中心学方法的运用,着力于启沃君心,即帝王的本心,刚健之心,充分体现了其诗经学在阐发心学思想的同时更为注重践履功夫和经世致用。     

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心学与理学

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本来,“心”一词也好,“理”一词也好,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所以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就连这样给理学路线当头棒喝的王阳明也被其后继者称为“理学”,可见其使用方法是模糊的。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学者或者以为“心学”和“理学”应该加以区别,或者以为“心学”与“理学”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为此而煞费了种种苦心。作为其中一例,请…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 ,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 ,“人民为一国之主 ,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 ,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 ,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 ;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 ,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试论蒙古史诗蟒古思形象之“美”

蒙古族英雄史诗往往包含两个重要对立形象——"至善至美"的英雄和"至恶至丑"的蟒古思。然而"美"并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美"的理解千姿百态、因人而异。本文通过对蟒古思形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丑"与"恶"的存在的蟒古思,如何能成为"美",怎样成为了"美"。在充分认识了蟒古思形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之后,从两方面阐述了其由"美"到"丑"的因由。     

论开、天时期重功名尚边功的风尚及其对王维的影响

唐开元、天宝时期 ,边患战争频繁 ,玄宗好大喜功 ,特别注重边事 ,不次奖拔大量立边功者 ,遂使从军入幕建立边功而入仕成为一条较之科举更为便捷的仕进之路 ,从而形成一种重功名尚边功的时代风尚。在此风尚影响下 ,文士们多有“功名只向马上取”之想 ,颇乐意寻找机会入幕从军 ,并多在诗文中歌咏勇武报国气概 ,赞美边将与侠少 ,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王维尽管未走从军入仕之路 ,但其“少年精神”则突出地表现出他早年乃至壮年同样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     

子产思想的内在冲突与超越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主张"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但在处理现实政治冲突时,却主张"从天所与",听天由命;他奉礼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但却在执政期间,力主铸刑书;他主张"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反对毁乡校,但他在改革遇到阻力时,乃至遭到国人一致反对时,又能甘冒众矢,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思想中虽然存在一些相互龃龉的矛盾和冲突,但子产从"救世"、"苟利社稷"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这些冲突和矛盾予以超越和化解。该文对存在于子产思想体系中的几大内在冲突和矛盾进行剖析,寻绎其超越路径。     

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简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时间副词“永远”的时态逻辑刻画

为了有利于人们对时间副词“永远”进行语义理解、运用以及与相关时间副词的语义衍推，运用时态逻辑的分析方法，对时间副词“永远”进行逻辑语义分析，归纳出“永远”的4种时点集类型，从而推导出时间副词“永远”与其他时间副词在语言交际中的关系，揭示出时间副词“永远”在时态上的作用。     

孔子“三案”辩证

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愚民”政策、“中庸”之道的贬义性几乎成为历史定案。通过考证,阐明孔子并没有把“女子”与“小人”等同之义,“愚民”政策也非孔子的本义,“中庸”不是指“不求上进”和“无社会责任感”,从而还孔子以真面目。     

边界的消解:论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兼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比较

海洋是丘特切夫思考人与自然关系、表达哲学理念的重要媒介。在创作中,丘特切夫一方面以海洋比照、抒写人类的精神活动,展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另一方面以海洋象征普遍自然界,以海洋的内在和谐以及人与海洋的关系（从对抗归于和谐）,表现人与自然的同一;消解了物与人、物与物的边界与区隔。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所创建的俄国海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但在其自然观及谢林同一哲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哲理性、梦幻性、自然性、生态性等不同于俄国传统经验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