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从《红楼梦》中的服饰翻译看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在被誉为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服饰进行了细致地描述,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所蕴涵的文化底蕴。文章以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蓝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代表性服饰词语的翻译进行探究,从而揭示出文化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限度。     

小吃的汉译英与文化信息的传递——《儒林外史》译句赏析有感

通过分析杨宪益、戴乃迭伉俪翻译的《儒林外史》中的译句,指出译句对中国传统小吃的翻译过于单一,从而泯灭了中国小吃文化所反应的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并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小吃的直接音译、形象译法、做法意译和文化意译四种翻译方法,旨在为小吃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提供参考。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意象·语势:庞德《神州集》译学观

本文从诗学、译学角度研究《神州集》 ,以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作理论支撑 ,初步探讨《神州集》译学观及其译学意义。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深深影响了庞德《神州集》的翻译。在《神州集》中 ,庞德采取了异化翻译及“内容派生”或“有机形式”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用自由诗译诗 ,以意象、“语势”为尚 ,注重以“形象”、“创新”取“势”。在翻译中 ,模仿汉诗句法 ,打破英文句法 ,释放“语势” ;运用跨行等技巧 ,增强意象视觉性 ,释放“语势” ;创造新的节奏 ,建立新的联系 ,释放“语势”。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重识《法句经序》的翻译诗学观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翻译史论和译论文献,《法句经序》实乃中华译论之发轫,故钱钟书视其为严复所倡“信达雅”三难之本源。然而后来学者解读该序言时因断章取义而出现了一些误读现象,因此有必要重识该序言,旨在正本清源,挖掘其传统中华翻译诗学精神,向西方译界展示中华传统译论之魂,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理论资源。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观出发,通过逐句分析,认为该序言既阐明了有关《法句经》翻译的五个问题,证实了钱钟书先生之论断,同时也表明了支谦“求信”、“求雅”的翻译诗学观,揭示了翻译诗学与本土诗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主体意识--<红楼梦>宗教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

翻译者主体意识的发挥及其对民族文化异质性的认知 ,不仅关系到翻译策略和效果 ,更关系到民族文化在译入语和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杨宪益、霍克思的《红楼梦》宗教文化意象翻译对翻译工作者具有启示作用 :在中国翻译文化产品交流长期存在逆差的现实面前 ,中国翻译者要积极传播民族文化意象的异质性 ,发挥其对外族文化的影响 ,同时应加强研究翻译主体意识     

安德烈·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

传统翻译学主要研究语言转换和文本分析,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开启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全面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勒菲弗尔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其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带来的重大意义,并在“译之为译”的层面做出理论上的反思。     

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

“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能否遵循这一规范,则是判断一部译著学术质量的重要依据。以新版清史“编译丛刊”《清初扬州文化》为例,该书在人名回译、地名回译、书名回译、其他专名及数字回译、直接引文回译等方面均存在文献回译过程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值得学界共同关注。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文学翻译的诗学观——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两个中译本个案研究

在对奈达"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和法国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理论,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韩少功、许钧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进而在创造的层面上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加以探讨,得出文学翻译不是再生品而是新生品的结论。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

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其文学翻译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     

操控理论视角下《醉翁亭记》译本比较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一千多年来,有多位海内外著名翻译家将其译成英文。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中的操控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转而关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文章将以操控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翟里斯的英译版《醉翁亭记》,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口诛笔伐背骂名 春华秋实且留存——梁实秋译事述评

通过翻译研究的纵观视角管窥翻译家梁实秋的翻译思想,在分析梁鲁论战的基础上梳理了梁实秋是如何提出其翻译思想以及其如何将＂存真论＂的翻译思想实践在莎剧翻译活动中。     

杨简思想渊源探析

从杨简问学悟道的经历看，家传的影响、象山的启沃、环境的熏陶以及他本人的勤思默想都是他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思想构成看，他继承和发挥其父杨庭显与张九成的思想更多一些；在后人眼里，张九成、陆九渊、杨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耐人寻味。考察杨简心学的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对我们重新认识浙东心学的来源以及浙东心学与江西心学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