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

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并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旨在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幸福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研究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城市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全体居民幸福感;三是在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高学历的居民、身体健康的居民以及位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幸福感;四是居民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质量作用”,即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着重提高城市创新发展质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城市创新发展进程应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化;三是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强化国家创新型城市成果的监管机制;四是政府应通过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联结起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纽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脱贫攻坚的成效考量与示范意义

为进一步衡量地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和居民生活品质,利用2019年安徽省岳西县有关数据,构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地脱贫成效,总结精准脱贫提升居民“三感”的示范做法。研究发现:该地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较弱,收入、物价、医疗等方面有待改善;而居民安全感较强,工作感受、居住条件等满意度较高。据此构建提升居民“三感”的长效机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

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可以作为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参照。由于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不同,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同,通过时间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变化。以中国2008年和2018年两次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中国民生福祉改善情况。研究发现:十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明显改善。就个人属性而言,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就外界属性而言,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从活动细分来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酬劳动、无偿家庭服务、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活动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建议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公共住房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来自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公共住房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住房并没有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住房未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于公共住房位置较为偏远、质量不高、配套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同时发现地区房价水平、居住者收入水平、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等因素对公共住房居住者主观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上述发现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该从住房区位、住房质量、配套措施等角度提升居住者的居住质量,同时以居住者的需求差异为基础进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民族地区数字生活提升家庭幸福感了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数字生活也成为居民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数字生活是否提高了家庭幸福感呢?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数字生活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家庭的幸福感。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生活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家庭的精神生活,进而提升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农业户口、信贷可得性低、使用互联网频率低的家庭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家庭数字生活水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高校创业教育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完善创业教育治理体系,提升创业教育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文章对西部高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西部高校创业教育治理现状,发现部分西部高校存在对创业教育不重视、创业课程教学内容空洞、创业文化氛围不浓,以及教育目标功利化等问题.鉴于此,笔者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提升师资水平、开设"理论+实践"多学科结合的创业课程体系、实施创业训练计划、提升校园文化氛围等建议,旨在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治理能力,突破高校创业教育改革的薄弱环节,增强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众创空间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市场化机制，提升创新创业孵化水平，是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载体的责任与使命。基于同层级分析与跨层级分析视角，运用NVivo12软件对十二个众创空间案例样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创业生态系统，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不仅嵌套其中，二者还具有相互耦合关系。第二，众创空间嵌入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自适应机制、动态创业机制、多层次耦合机制、开放式创新机制、自组织更新机制与价值创造。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政策措施。     

高校共青团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及创业实践的模式与路径探析

近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及创业实践已成为国家关心、社会关注、青年关切的紧迫问题。高校共青团组织肩负着团结、服务、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的光荣使命,从高校共青团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及创业实践的必要性出发,提出了高校共青团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及创业实践的三大模式,探索了高校共青团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及创业实践的路径。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创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业成为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构建了衡量区域创新、创业的指标体系,选取京津冀三地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对京津冀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得出京津冀创新、创业整体情况.研究发现,京津冀创新、创业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并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的地区,创新创业的正向效应就越大.     

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能够实现协同发展吗？

农户创业离不开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但是一味强调金融服务供给，而忽视创业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发展，则无法保障供给的可持续性。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的协同机理及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1）创业农户能够获得金融创新服务，但金融创新服务占比还有待提高；（2）金融服务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创业农户的总收入和创业收入，但尚未有效地改善利润；（3）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已经形成初步协同，但有待进一步深化。有鉴于此，应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力度，丰富金融服务创新维度，促进融资与融智服务融合，提升创业农户金融素养，推动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协同发展。     

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案例研究——机会识别与利用适配视角

2015年,随着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高科技创业再度成为国内各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创业的实质是识别与利用创业机会,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团队、政府、高校和投资机构等内外部组织间紧密合作的生态系统。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始人3次创业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机会识别和利用的适配性视角,深入探讨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过程机理。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发现,亲子幼教网创业者3次创业生态系统经历了资本主导型创业、市场主导型创业和创业者主导型创业3个阶段;每个阶段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的不断适配推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而创业者的机会观是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     

女大学生创业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启示

为提高女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运用系统理论中的解释结构模型原理,把影响女大学生创业成败的20项因素构建为层级递阶结构图,从而明晰了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带来3点启示：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创业环境是女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前提;②完善政府政策有效供给、搭建创业教育及服务平台是女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保障;③培养女大学生自我实现、追求独立和良好心理素质等优秀品质,提高女大学生个体及团队的专业技能、决断能力、创新意识、资源整合水平等核心能力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青年自媒体创业的SWOT分析及创业策略选择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自媒体创业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创业的主流趋势。但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已然成为双创时代的重要课题。为使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对其创业环境建立起系统认知,从而引导他们对自身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评估,采用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法,从创业者的个人优势及劣势、宏观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及挑战四个维度对青年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环境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多业态组合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自媒体创业的盈利能力,相关平台及机构的支撑可以帮助创业者规避行业风险,引入MCN（Multi-Channel Network）模式能够保证创业者的高质量内容输出,而导入产业资本则能够助力自媒体创业者加速转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应当不断根据自身现状调整其创业策略,从而实现其最终的创业目标。     

高校毕业生创业行为选择的心理机制探讨——基于解释水平理论

高校毕业生创业行为选择的心理机制包括创业认知塑造、创业意向形成和创业行为选择三个阶段。但是毕业生的创业意向并不能有效预测创业选择,解释水平理论能够解释这种预测偏差。应用解释水平理论,高校创业教育应该注重提高学生的创业理想自我、注重创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及注重创业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