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夜落西街

出外旅游没有联想,止于没有去过桂林阳朔的人。去过桂林阳朔的人,总期盼着有一天能背上简单的行李远离烦嚣的城市,抛弃一切苦恼和杂念到阳朔住上一阵子:清晨醒来,赤脚沿着青石铺砌的西街走到漓江,乘一叶竹筏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或戴一顶斗笠在竹排上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及时作出调整,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围绕政治路线加强组织建设,整顿与新建相结合,不同地区支部相区别和自上而下展开政治动员四个方面.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高校"两课"教学中重要地位的论证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进而明确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的重大意义.     

在这山和那山间叙说

过了小暑天气闷热，用电脑码字属于自讨苦吃，坐在沙发上，前面摞着两个纸箱权当桌子，头顶上空调吹着，不一会儿膝盖骨就开始疼。最热的是电脑，一个叫“鲁大师”的软件时不时就提示主机快80℃了，再来个怪声烦人，干脆把它卸载了。机子用三五年，似乎就老得不成样子，如果多折腾几下，就热得快散了架。天热，鱼缸里硕果仅存的三条鱼中，有一条出状况了，沉在水底一动不动，只是喘气，另外两条游过来安慰一番。我赶紧清理水缸，甚至加进一小包海盐，可惜于事无补，扛了两天这条鱼终于彻底翻肚了。想起那句和鱼有关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它们在鱼缸里，只要健康地活着就好，高兴不高兴咱不知道。看着快要不行了，我好像感觉到金鱼对这个小天地的依依不舍。     

大地的创伤,我们用爱抚平——首都人民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纪实

灾难的来临如此突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前一秒,我们还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中,为奥运圣火的到来欢呼雀跃;下一秒,地动山摇的瞬间.b是生死别离两重天.汶川,这片曾不为世人熟知的土地,殷红的鲜血正在这破碎的躯体肆意流淌. 据国务院应急办提供的数字,截至1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     

毛泽东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任职中央局秘书考析

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与四大之间仅次于党的委员长的重要职位,也是毛泽东担任的第一个中央领导职位.但目前关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一事,学术界仍存在错误解读和不当表述.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相关论著的研读分析可知,毛泽东确曾在中共三大后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这一职务并未在中央迁沪后即由罗章龙"接任",相关似是而非的表述不足以采信.     

符合与证实:罗素的真理论探析

真理符合论有悠久的历史,罗素是其忠实的维护者和现代阐释者。罗素对真理问题的探讨触及的是知识论最基础、最难解的部分,核心是关于"符合"与"证实"问题,要点有两个:一是在意义理论、亲知原则和同构原则的基础上来阐明"符合"这个关系;二是在阐明"符合"的基础上考察"真的"和"可证实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认识论的符合论"和"逻辑的符合论"。文章对此做了初步阐释,指出了其中仍然存在的疑难。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及其当代意义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一个理论成果。他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确立了“拿事实来说话”的实践检验标准。他通过论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通过尊重事实,提出初级阶段理论;在事实中求是,探索现代化建设。可见,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其当代意义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进行社会自我批判和“官员”的自我批判。     

后现代主义对符合论的挑战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符合论真理观是神目真理观和有镜真理观,符合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象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理论前提都是不合理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语言游戏来代替符合论,认为真理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真理和相对真理。后现代主义真理观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使它难以成为主流真理观。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是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主要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构主义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在场"思想,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尚质"文艺观的回应。在继承以往有关"在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场主义散文理念代表人物也有所批判和发展,并赋予了"文学在场"以一定的新的内涵。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主要体现在其核心概念"四非"说和"五性"说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僵化的散文观的消解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坚守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社会意义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精神。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及其散文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对扭转当下文坛的一些浮泛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及其进路

社会法治调查被看作是获知社会中法律运行和法治建设的真实情况,是确保法学研究科学性、确保法制改革有效性的手段。真实性是社会法治调查的基本要求,也是进行法学研究、做出法律决定的基本支点。“主诉真实”和“客观真实”是社会法治调查中最基本的两种真实类型。只有针对不同的调查类型,做好调查前期准备,合理设计调查提纲或调查问卷,娴熟运用调查技巧,才能提升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从意愿上的“主诉不真实”到意愿上的“主诉真实”,从意愿上的“主诉真实”到能力上的“主诉真实”,进而从“主诉真实”到“客观真实”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不断逼近客观真实的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之链。     

真之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求真的工具。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真之符合论,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达到求真,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说。纵观其哲学与逻辑思想,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是围绕“必然地得出”这一观念形成的,而这一观念来源于其求真思想。求真是逻辑的本质,求真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推理这一技术手段。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是通过推理达到求真的科学。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形而上学渊源

西方形而上学整体演进的理论视域下,实在一词具有核心性价值。当代实在论、反实在论思想的特定形态,是由哲学传统中不同形态的本体论,经过认识论的过渡,最终转向语言从而生成的。这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脉络的明晰提供了关键支撑。代表不同哲学发展阶段具体形态的实在论思想,定会引发与之对应的反实在论。这种构成各个阶段的形而上学主题的方式,应被视为“实在—反实在”哲学范式。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发展在这一独特视角下呈现为二者具体理论形态之演进。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是以此为理论渊源,基于现代逻辑、当代意义理论的新进展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后语言转向的新产物。继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之后,戴维森、达米特开启的基于意义与真的实在问题之争,决定了各类不同程度、形态的实在论观点所坚守的共同理论底线。这一理论临界点和论争焦点就是是否坚持二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