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游记》与徐霞客“游道”发展考略

《滇游记》是徐霞客“游道”日臻成熟时期的作品。在此期间,徐霞客由悟“道”而得“道”、践“道”,构建起“游道”的基本框架。徐霞客对“游道”的总结,让他的游历超越了明末“游逸嬉玩”的整体社会背景;以“五伦”为基的“游道”,教会我们处理旅游人际关系时应“尚义守信”;以“逸”为终极目标的“游道”,教会我们旅游的归宿不是物质享受,而是精神圆满。当下,应借全域旅游发展东风,引导游客加强“游道”建设。     

王士性与徐霞客“游道”之比较研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朝代,在实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和徐霞客凭“游”成就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发现他们都把“游”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游的条件、游的价值取向及游的本质等方面有差异性。两人的“游道”对今人的启示是:发掘”游”的修身养性之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除现代旅游业的消费主义之殇,重视旅游的伦理本质。     

科普文本的“文”与“道”

科普作品已是自成一类的观念形态文化,也是独具特色的一类文本。按照传统“文以载道”的规律,科普作品作为“文”本,必然承载各种科学之“道”,因而,科普作品之“文”与“道”,必然具有相异于其他文本的“文”与“道”的独特处。本文着重从哲学解释学观点出发,运用传统“文”、“道”关系理论,对科普作品的“文”、“道”关系做出了粗略的分析与界说。这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欣赏、评价和研究科普作品。     

道家与儒家的“道”“德”差异

道家的“道”与“德”和儒家的“道”与“德”,在含义上有较大的差别。道家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永远在变的,人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儒家思想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道家的“道”不可说,儒家的“道”可说,而且说法很多;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质,却不知“德”存在的境界,儒家的“德”指有高尚人格、品性高洁的人。道家主张以德报怨,恩怨情仇化解为上;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凡事要分清是非对错。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论“道”在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意义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同时也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美学中,并成为各种艺术描述和解释的基本术语和逻辑起点。在美学中,“道”的主要意义有三层,即艺术的存在依据、艺术的创造法则和艺术的审美境界。而艺术本身,则相应地被视为“道”的显现。     

品牌运作的“道”与“术”

《孙子兵法》云：决定胜负有五个因素，其中“道”为首，在“道”之外，兵法中强调更多的是“术”。“道”是原理规律，“术”是对策手段。企业做品牌同样如此，在品牌运作过程中，不仅要熟悉各种推动市场管理方法的“道”，更要深入了解消费心理、服务客户真正理念的“术”，从而达到“道”统“术”，以“术”促“道”和“道术合一”。     

明式家具“道”与“器”的美学特征探析

家具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取得的艺术成就备受世人瞩目。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以明式家具为研究对象,从造型、材料、装饰、构造等多角度探究了明式家具“道”与“器”的美学特征,阐释了“道器合一”的造物理念,以期引发更多关于明式家具的美学思考。     

孔子“三案”辩证

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愚民”政策、“中庸”之道的贬义性几乎成为历史定案。通过考证,阐明孔子并没有把“女子”与“小人”等同之义,“愚民”政策也非孔子的本义,“中庸”不是指“不求上进”和“无社会责任感”,从而还孔子以真面目。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党纪入刑的制度逻辑及其法教义学展开——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解释》相关条款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将“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处分”作为“其他较重情节”并给予刑法评价。党纪处分首次被赋予刑法意义,这不仅源于当下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客观需要,更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伦理和刑法责任主义的理论考量。以《解释》相关条款为例,对“党纪入刑”条款适用要以刑法教义学为基本方法,厘清“曾”“党纪”“事实同一性”和“贪贿数额”在具体刑法适用中的含义,运用体系性刑法解释方法,实现刑法人权保护和犯罪惩治的价值衡平。     

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中庸观

薛季宣对"中庸"观念的独特诠释,体现出理学思潮对他的影响,但他不赞同形而上学的探讨趋向。他开拓出一种以格物实践为本位、重视"时中"的中庸观,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根据,并在学理上促进了经制之学的形成。"时中"中庸观是薛氏思想的核心理念。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周作人思想蜕变问题的再检讨

周作人身上的"叛徒”和"隐士”两个"鬼”,是"轮流执政”的.从"五四”到抗战前夕,他的变化在政治层面,反封建的文化立场却始终如一.周作人下水前的悲剧在于,时代前进到了社会革命的阶段,他却仍然坚持"五四”式的启蒙立场.他的"中庸”观,是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现代人的中庸观,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质的联系.他的下水附逆,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所造成,其中最关键的是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蜕化变质.     

论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

从德性与中庸之道、德性中的善与美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厘定出发,深入地探究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并指出,正是亚里斯多德确定了一种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中庸之道,才使德性的善完成了向至善的过渡,达到了中庸之美。尽管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存在着漏洞、混乱和空白,然而,他开创性的工作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充满德性理论的美学家或者说他是一个当时最懂美学意义的道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