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过程模型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研究

公共政策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分析政策文本能够把握生态环境治理过程的一般规律，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已成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控的主战场。通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包括政策信念、政策互动、政策反馈和政策改进在内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回溯分析汾渭平原大气治理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尚存在政策理念意识不强、政策文本的可操作性和协调性不够、政策反馈渠道相对单一以及政策改进存在消极和被动等现实问题。应通过强化责任意识和协同意识，注意政策互动过程的协调配合，不断健全和优化自下而上的动态跟踪反馈机制和政策改进的长效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力的不断提升。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与救济

区域海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正被来自陆源排放、船舶溢油、海洋工程等多层面的污染影响,区域海洋环境治理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该现实特性问题可以通过区域内外治理主体的协同得到有效解决。在近年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类事件和冲突中,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司法救济是实现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对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跨区域环境治理现状的检视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着立法规范欠缺、制度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通过完善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诉讼制度、构建司法多领域衔接机制等方式,构建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救济体系,推动我国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效能提升。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政府协同视角下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

城市化发展中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成为重点社会问题,协调政府间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废旧电子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区域环境整体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中共同努力,然而地方政府责任界定不清晰、"理性经济人"特性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废旧电子产品协同治理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仅要完善协同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治理机构,而且要健全废旧电子产品治理法律体系,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主体-演变-结构”视角下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背景下生态环境冲突频发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预防并妥善处置这些冲突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基于“主体-演变-结构”三个视角,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体系,包含协同参与机制、事前预防机制、事中解决机制、善后处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舆情引导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应急保障机制等8个处置机制,并通过筛选出不同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的30个生态环境冲突典型案例,以及对该处置机制体系进行验证,发现：生态环境冲突的8个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的相关性分析都为正,说明处置机制可能有效影响了解决结果,处置机制符合程度越高的案例,其解决结果越成功。生态环境冲突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对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效应,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风险型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污染型。研究发现对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构建与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其他类型冲突的治理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逻辑理路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出现在不同的行政区划中,既表现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共性,也表现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属地治理”的失灵,亟待革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协同共治是一种旨在超越单一治理主体与破解跨区域范围的新型治理模式,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诉求高度契合,能够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共治嵌入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全过程,从理念构筑、法律规制、组织保障、制度安排四个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大力推进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的协同共治,进一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源自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土地细碎化的治理机制及其融合

日益凸显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出了严峻挑战。按照"市场-行政-自组织"三元分析框架对土地细碎化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能出路。研究发现:市场机制由于无法有效解决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在实践中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并不明显;行政机制在土地细碎化治理中的效果也不尽理想,虽然弥补了市场机制中的一些缺陷,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自组织机制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能整合细碎产权,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较好,但在实践中的实施空间却受到限制。鉴于此,我国土地细碎化治理的可行出路是将三种机制充分融合的"三位一体"机制。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论我国海洋区域管理模式下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构建

我国海洋综合管理在实施区域管理模式的大背景下,跨行政区域涉海主体间的管海用海矛盾逐渐突出,协调好区域内各类涉海主体间特别是各层级海洋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海洋区域管理成功的关键,这就要求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完善区域海洋管理的制度环境建设、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措施,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间海洋管理行为协调机制。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论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联盟的管理协同机制

分析班轮企业联盟管理协同机制中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班轮企业联盟的协同形成机制、协同竞争机制、协同运行机制和协同约束机制等管理协同机制的具体内涵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班轮运输企业联盟的管理协同机制相互影响和联系,共同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效应,共同决定了班轮运输联盟的协同发展。     

旅游法实施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附属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是旅游法实施机制的传统形态。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旅游新业态不断呈现及倡导文明旅游的今天,对旨在保障旅游基本秩序的旅游法传统实施机制进行创新,使旅游法实施在满足基本功能基础上承载促进旅游发展功能,成为旅游法制发展的客观必然。旅游法实施机制在新时代要顺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促进旅游发展之效力应遵循效益原则、激励原则与规制原则,需融通标准与政策型构激励促进机制、强化相关主体协同健全协商合作机制、藉由流程再造完善实施评价机制。     

行政区划影响下的区域物流一体化演化机理

受行政区划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主要经济圈的区域物流一体化进展缓慢。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充分考虑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物流系统特征、政府管制等特点。从空间与时序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应建立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基于共同治理、复合治理以及政府监管的跨区域治理机制。     

旅游法实施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附属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是旅游法实施机制的传统形态。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旅游新业态不断呈现及倡导文明旅游的今天,对旨在保障旅游基本秩序的旅游法传统实施机制进行创新,使旅游法实施在满足基本功能基础上承载促进旅游发展功能,成为旅游法制发展的客观必然。旅游法实施机制在新时代要顺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促进旅游发展之效力应遵循效益原则、激励原则与规制原则,需融通标准与政策型构激励促进机制、强化相关主体协同健全协商合作机制、藉由流程再造完善实施评价机制。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