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衡到和谐:人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中的心灵解析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使得国人遭遇难以言喻的心灵阵痛与失衡,主要表现为意义追寻之迷惘型、情感冷漠之失落型、需求满足之虚假型、精神乌托邦之虚妄型。从文化的视角探究原因,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蔓延使价值理性作用式微,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尊崇从而拒斥工具理性。告别心灵的“失衡”,应确立辩证意识,观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并见之于行动,这是实现心灵和谐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只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移植。然而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发展却有自己特殊的逻辑。在西方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则被视为追求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理性。当人权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其价值内涵就很容易融化于社会改造或革命实践中而被忽略甚至被舍弃。近代中国现实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紧张,淹没了人权的价值意义,也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追求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口中和笔下。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人权觉醒和人权意识。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四重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最新的科学论断,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需要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前提下,从理论逻辑、人民逻辑、实践逻辑、世界逻辑的逻辑理路上理性审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必然,进而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理性的扭曲与缺位——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技术发展

技术是造成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深入到技术发展的逻辑中,分析了技术风险的变化与理性的关系,认为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二是价值理性缺位和工具理性被过分张扬.指出理性重塑,重建价值理性,发挥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是规避技术风险的重要途径.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理性的结构与教育模式的转换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矛盾结构的两个方面 ,理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不同的教育使理性的不同方面得到发展 ,人文教育发展的是人的价值理性 ,科技教育发展的是人的工具理性。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越来越发现理性的单极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理性均衡发展的意义日益突显出来。为了实现理性的均衡发展 ,教育必须实现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析

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农民维权理性的法理学思考

当代农民维权行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农民维权行动虽能在特定个案中发挥作用,但其隐含的压制性逻辑却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难以产生普适性的问题解决规则,难以摆脱工具理性自我否定的内在困境。交往理性是超越工具理性,并使农民维权行动获得理性化发展的基础。     

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逻辑看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是现代技术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科技社会的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从启蒙的辩证发展来看，技术恐惧渊源已久并具有内在必然性。《启蒙辩证法》把摆脱恐惧、成就主体性作为其启蒙批判的中心线索。启蒙的辩证发展蕴涵着恐惧的演变逻辑，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既是启蒙的必然结果也是启蒙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启蒙精神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恐惧之后陷入技术恐惧，消除神话的同时编织了技术神话，在自然面前彰显的主体性沦为技术的附庸，创造技术帝国把人类导入新野蛮时代。技术恐惧治理需要改变传统启蒙理念下工具理性的技术定位和资本逻辑锁定的技术创新路线，需要再启蒙。不同于传统启蒙精神，其目的不是要根除技术恐惧，而是要正确看待技术恐惧现象，学会在恐惧中前行。     

选择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现代医学面临的难题

当前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物欲膨胀后果,体现在现代医学领域,就是工具理性片面发展,而相应的价值理性则大大地被忽略了,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统一与整合,最终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资本逻辑的三重维度及其统治形式

当下，资本逻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热点，而厘清资本逻辑概念需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通过依次辨析“资本”“逻辑”和“资本逻辑”三个概念来进行。资本是物、增殖价值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逻辑是以否定性和必然性为核心特质的辩证逻辑,资本逻辑则是资本在否定性运动中所呈现的必然性。其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一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普遍化的必然趋势，二是资本增殖规律和积累规律，三是资本关系普遍化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通过主导物质生产、形塑社会关系和建构思想观念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其由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才能使人的解放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