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

世纪之末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西方背景 ,因而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 ,不过 ,在中外的保守主义之间 ,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差异 ,而中国的保守主义也未能在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迂,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

华夷之辨和华夏正统之争,实际是华夷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和融汇.以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崛起后,华夏种族优越论和华夏正统论也由此而产生.华夏诸侯对四夷的摈斥,秦楚吴越对华夏正统的进取,构成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由此也完成了华夏文化中心向秦汉汉族文化中心的转型.     

马汉及其“海权”理论

马汉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及历史学家。他提出的“海权”理论不仅顺应并推动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占领海外经济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扩张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马汉本人特定的文化积淀以及他所处时代美国国内外文化思潮及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该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当时美国的历史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种族偏见以及思维方式，是美国现实主义强权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考察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股比较强大的文化思潮,其发展有其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理论传承.本文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来展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从其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精神来源是儒家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爱国救民的内在精神,其本质是在传统精神关照下的文化创新和探索活动,但由于其理论的种种不足,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不足使得其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能否成功跨过这道道障碍是文化保守主义存在发展与否的关键因素.虽然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现实社会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给了后人很大的反思,至少可以是文化发展的教训.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它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随时代背景的变化作理论的调整，其中一次重大转折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政治的进路转向文化的进路、面向西学转向回归传统、进化论转向退化论、外王事功转向道德心性之学。这一次转向在总体上是一次倒退，但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也有认识的深化。     

“和”之源与“和同之辨”

中国古代的“和”文化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声音之和”、“饮食之和”、“嘉禾之和”等日常经验事物的感知,然后通过在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礼义之和而进入“和”的本质视域,最后在“和同之辨”中获得对“和”的本体升华和人本把握。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从源头上探寻“和”的产生以及“和同之辨”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现代的阐释,乃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浅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股比较强大的文化思潮,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及理论传承,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其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而有必要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由来及其主要主张进行归纳,并在归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