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化与空间效应研究

科学研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异规律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推进入境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重心—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识别2005—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异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析入境旅游流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缓慢增长态势,变异系数和相对基尼系数呈小幅度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研究区入境旅游流相对差异总体较为平稳。空间上呈显著集聚特征,但高低集聚区渐趋缩小,入境旅游流分布日益空间均衡化;入境旅游流重心轨迹呈“东南—西北”移动趋势,西部地区入境旅游流增长速度较快;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长三角中部偏东地区,椭圆面积样本末期大于样本初期,东部是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区域,入境旅游流发展的溢出效应逐渐增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的“状态锁定”和“俱乐部趋同”现象,整体有序向高水平方向跃迁,与高值区为邻自身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增大。入境旅游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旅游基础设施是推动本地及邻地入境旅游流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禀赋、区位交通条件显著促进本地入境旅游流增长,对邻地的溢出影响则显著为负...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吸引物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143个旅游吸引物为例,通过地理集中指数来分析旅游吸引物分布特征,利用基尼系数对自然观光型、人文观光型和娱乐休闲型旅游吸引物进行空间结构对比分析,并从人口、经济和交通三方面探究其对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吸引物整体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地理集中性,其中以人文观光型旅游吸引物聚集程度最为突出,其次是自然观光型和娱乐休闲型旅游吸引物;（2）自然观光型旅游吸引物属于资源导向型,而人文观光型和娱乐休闲型旅游吸引物属于市场导向型,前者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小,后者则相反;（3）人口、经济及交通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吸引物的分布结构。     

长株潭城市群低碳交通建设现状与对策分析

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新能源车辆的应用现状,估算了长株潭城市群2006～2010年的公路交通碳排放量.分析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具有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良好基础,也有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实际行动,但交通低碳发展还面临着居民低碳意识淡薄、汽车保有量大幅度增加造成交通拥堵、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挑战,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减排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低碳交通发展的理念和机制、基础设施等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条件探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为研究对象,认为区域旅游整合模式受到旅游资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通道等因素的影响。区域旅游整合离不开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因素、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通道等条件的支撑,文章对长株潭地区整合的条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内现有旅游资源现状进行调查,进而对在长株潭城市群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以下资源开发策略:借助媒体优势打造长株潭城市群体育旅游产品新形象;培养体育旅游专业服务人员,完善培训标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体育旅游风险研究.     

货币政策、交通通达性与区域房价分化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方法,扩展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的住房价格理论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与区域间房价之间的关系,并以2005—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间交通通达性分化对城市间房价分化呈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的趋势;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城市间住房价格分化。进一步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会通过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的机制影响城市间住房价格分化。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长株潭城市群旅游文化深度开发探析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道路,要求深度开发长株潭城市群旅游文化。基于生态文明视角,通过深度开发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主体的消费文化、审美文化,自然旅游客体和人文旅游客体文化。以及旅游介体的经营管理文化和开发文化,有利于整合和加强长株潭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旅游文化形象的构建。     

中原城市群旅游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以中原城市群内的九市为研究单元,分析了2003-2008年间九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结果表明:九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其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根据梯度推移的原理,将九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划分为三个梯度,进而阐释了影响九市旅游经济差异出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中原城市群内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推进中原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对策。     

基于GIS-DEA的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分级与演化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和规模分布

从辽中南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体系的数量规模结构和人口规模结构,以及城市区域的首位度等角度,分析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和规模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辽中部城市群呈现核心-外围二元结构,辽中南城市群则是多边形结构;辽中南城市群城市数量规模结构为理想的金字塔形分布,而人口规模则是倒金字塔形;从首位度指数来看,辽中南城市群并非首位分布。由此,应采取措施,推进辽中部的同城化,推动中心城市错位发展,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城际交通对促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量化分析

研究了城际交通系统的改善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分析认为,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协整关系的检验和经济增长、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二者之间不仅保持长期均衡关系,还有动态均衡的特点;在物流方面,通过分析货物运输与经济总量的关系,计算了货运量的弹性系数,用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货运量与其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基于游客认知的城市旅游吸引评价——以大连为例

以大连市为例,通过对旅游者的问卷调查分析,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大连城市旅游吸引做了定性和定量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大连城市旅游吸引的综合评价为"较好",大连市4个方面的城市旅游吸引排序依次为形象吸引,活动及活动设施吸引,接待及服务设施吸引,旅游环境与氛围吸引。模糊综合评价法适用于城市旅游吸引的评价,而且评价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     

城市空间文化视觉传播研究

为探寻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既有国际化大城市风范,又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空间,以西安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城市空间文化的展示与传播途径分析,结合空间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地理位置功能,研究城市空间文化在视觉传播过程中的产生、发展和变异机制。研究认为,城市空间文化作为物质与文化结合而成的综合呈现,是人们对于一个城市最直观的认识,也是人们接受一个城市文化的基本要素; 西安作为西部中心城市,城市空间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有物质空间的原初设计理念和价值观的成分,还有人们在观看和传播过程中不断赋予它的再生意义,二者之间呈现不确定的联系; 不同类型空间文化有着不同的视觉传播途径和特征,其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和场所精神决定着视觉文化的传播,并对城市文化身份制造和推广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向现代物流转变模式探讨

传统的城市公共交通模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居民出行的需要,人们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要求开始向高速、快捷、经济等方面发展。现代物流具有的规模经济、距离经济和时间经济的特点,非常适合于当今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的需求。文章通过研究城市公共交通向现代物流转变的可行性和必然性,提出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一路一线＂的模式,使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能在时间上、规模上得以改善,最终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配置差异与房地产投资空间分布研究

文章在明确区分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上,将两类变量引入共同的分析框架,利用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对同一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不同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规模大的区域(东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度小于城市基础设施流量规模小的区域(中西部).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测算与分析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大关中＂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推进阶段。选择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为指标,根据城市流强度计算公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高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西安是经济区集聚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天水、咸阳,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聚和辐射中心。进而提出强化城市流的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与协作;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