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关税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关税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关税下降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关税水平下降主要导致企业的贸易扩展边际增长,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主要导致企业的集约边际增长。具体来说,关税水平下降得较多的行业,企业的扩展边际增加较多,但相应的集约边际反而增长较少,从而导致总出口减少;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得较多的行业,对美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加较多,而相应的扩展边际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对美总出口增加。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出口质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检验

采用Wind数据库2007—2019年出口型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Huang和Luk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同时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企业研发投入。此外,异质性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民营企业和年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订和调整贸易政策时,应全面权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更好地服务出口型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为了系统地探究近年来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量的月度数据和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助TVP-VAR模型，研究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冲击反应及变动特征，并分析产生影响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促进我国优势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更为明显、直接的时变特征；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前我国市场不同农产品及贸易商品的市场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在不同时点上的系列经济政策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负，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为正。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

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基于2000—2007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获得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为准自然冲击,通过倍差法实证模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对倍差法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用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机制,划分贸易方式、企业类型和企业出口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渠道,在加工贸易企业上的表现明显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存续企业上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为争取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需要做好长期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的,加快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体制; 企业需要聚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促进数字化转型,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稳外贸”、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性越发凸显的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需要从正面做出回答。本文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相关指数,系统考察这一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单调,整体呈倒“U”型特征;上述效应广泛存在于多数出口行业中,且国有、高质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产配置、研发创新等经营特征是不确定性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中介;市场力量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企业对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论出口信用保险对贸易的护航作用和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对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将有利于实现中国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为实施出口贸易的产业政策,我国宜采用政府成立全资公司办理模式并加快出口信用保险立法步伐,以法律来明确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关税和汇率政策配合与宏观经济均衡研究

从贸易自由化出发,围绕宏观经济均衡,通过关税与汇率政策的配合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计量分析,研究了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的实现,运用关税变量下调整的MF模型探讨了宏观经济的外部平衡,并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论认为:在我国入世后面临关税减免的压力下,以适度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配合贸易自由化改革,用汇率政策与关税政策相配合而不是刻意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战略能更好的实现和维持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国际贸易视角下逆全球化研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打击，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对欧盟造成了巨大冲击；个别国家面对国内外经济的不利形势，逐渐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将经济增速的下滑归因于贸易因素，转而开始寻求贸易保护或中断贸易协议等逆全球化措施试图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以典型的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为核心，对逆全球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虽然以往文献指出了特定情况下一国推行关税壁垒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反倾销措施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近期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的主要研究都指出了逆全球化措施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包括其对价格水平、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和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冲击，只有少量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会对发起国经济有正面影响。研究结论和政府行为间的不自洽说明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产生原因和动机，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预计将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理解本轮逆全球浪潮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欧盟东扩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对中国企业来说,欧盟是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欧盟的扩大,意味着欧盟这一共同关税区的扩大,特别是中东欧市场的准入条件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分析了欧盟东扩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的挑战:对欧纺织品出口障碍增多,农产品关税配额变得敏感,欧盟反倾销规则适用范围扩大,产生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共同贸易政策"的适用范围自动延伸等;同时,指出欧盟东扩也带来了机遇,即贸易壁垒等问题迎刃而解以及从更多的国家获得普惠制待遇等。     

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对积极扩大开放的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整理美国宣布的“500+2 000”亿美元关税所涉及的具体产业,探究了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整体经济情况与相应优势产业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对成都经济与各项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失衡,根本目的在于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持续发展,因此贸易摩擦将具有长期性,未来会向中高端产业集中;贸易摩擦对成都的整体经济状况影响有限,对成都部分优势产业短期会造成阵痛,但是长期会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外部推力。成都应推动企业逐步推进产品品牌建设,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应加大科技投入,用创新来推动加工贸易的发展;应优化贸易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提高货物贸易中的服务附加值,支持重点企业开拓新市场。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为研究美国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首先定性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4种渠道;然后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每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4种渠道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最后得出,在短期内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预期拉动作用使我国贸易收支情况得到改善,在长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促进导致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恶化。     

RCEP与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为解读RCE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RCEP内容和成员国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GDP总额、FDI净流入等进行分析,并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RCEP将重构亚洲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关系,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重新定义亚太地区的贸易模式,扩大亚太贸易区的贸易规模与国际地位,推动亚洲区域内的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推进亚太经济圈良性“内循环”,有助于国际贸易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 RCEP将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加深和协调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满足中国的企业生产和消费者需求,有助于中国发展健康、可持续、平稳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关系,发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引领作用,为构建更稳定、互利、合作的全球经济关系奠定现实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提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