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花间集注》与古典形态的版本不同,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者的新体式,以教学或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突出的现代学术性。《花间集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校勘、名物考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花间集注》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花间集》的传播和接受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花间集注》本身已成为学术范本．其中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应为令人借鉴。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新修本草》所据《本草经集注》底本的有关问题

《本草经集注》原有三卷本和七卷本两种,《新修本草》是以七卷本为底本修撰的。以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与《新修本草》相校,可知《新修本草》所据《本草经集注》底本,有与他种《本草经集注》传本不同处。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新修本草》体例的研究

《新修本草》的体例源自《本草经集注》而又有变动。其分类将《本草经集注》的草木、虫兽二部离析为草部、木部、兽禽部、虫鱼四部,药物的部居或排列顺序以及三品属性亦略有变动。宋代《开宝本草》、《嘉本草》虽对《新修本草》又续有调整,但均有标记注明,惟《证类本草》对药序变动最大。在辑复《新修本草》或《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时,不可依《证类本草》所出药序排序。《新修本草》药物条目中的叙述体例,亦依据《本草经集注》,但在毒性、生境与产地项有变动,将《本草经集注》中原《神农本草经》朱字改作墨字。其性味、异名依旧朱书在前,墨书在后,依此体例可校《证类本草》中源自朱墨舛讹之误者。     

论《老子》哲学同《易》的血缘关系

《老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第一部体系完整、哲理宏富的重要著作。它发端于春秋末年(由老(耳冉)遗传),成书于战国前期,是我国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哲学思维发展之集大成。它之成书,广泛吸取了前人思想之精华,尤其同《易》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关于《老子》同《易》的血缘关系,历来的研究者多次提到过。宋人邵尧夫曰:“老子得易之体,留侯得易之用。”(转引自陈和祥评注《老子读本·老子总论》)这里所谓“老子得易之体”,画龙点睛地揭示了《老子》对《易》的继承关系。近人李大防在《老子姚本集注·自序》中曰:“老子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 ,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 ,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论《春秋》学对尹洙文学创作的渗透

宋代的《春秋》学是经学中的"显学",由于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得《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尹洙"深于春秋",《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将讨论《春秋》学影响尹洙文学创作的核心因素,其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表征,及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影响等问题。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兼论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的互证问题

老聃著<老子>之说,曾因今本<老子>中明显的战国色彩和反儒非礼倾向而受到学界较为普遍的怀疑和否定,<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也被确定为战国中期甚至后期.高亨先生则凭借对文献的悉心考察,找到了战国中期甚至前期典籍征引<老子>的材料,并发现了老聃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从而坚持认为<老子>的原著者确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只是今本<老子>又有后人增益的成分.这一判断,恰被近年出土的帛书、特别是郭店楚简本<老子>所印证.本文的结论是,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各有局限,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老子及<老子>有一个更接近事实的认识.     

乡 关 何 处——论《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形象

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成功塑造了高力伟这一新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在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小说的表层叙事是高力伟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深层叙事是高力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则与他东方式的自我意识有关.高力伟形象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高拱与恩师、同年、门生关系考略

明嘉、隆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从政三十余年,结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梳理和考辨高拱与恩师、同门、同年、门生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了解高拱的求学经历和社交范围,也有助于把握"隆庆改革"群体的形成和实态。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