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喧嚣的回响，现代文化的象征——曼杰施塔姆“彼得堡式”诗结构文化诗学解读

曼杰施塔姆在诗学——艺术美学上出色地建筑起其诗彼得堡式的“声音——情绪——意义”结构。完成这一诗学的最常用、最娴熟的艺术手段是“重构时间”和暗中转换叙述主体，通过这种手段，曼氏使诗的艺术形象具有雕塑性，并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曼杰施塔姆悲剧性的遭遇是世界文化当代命运的象征，同时也典型体现了诗与政治、文学与现代社会、文明与所谓“现代文明”的冲突。曼杰施塔姆其人其诗凝聚着我们文明的发展。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海洋文化产业的哲学解读

大海是有限的,大海又是无限的;大海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是现代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对大海的哲学解读。我们只有超越了有限与无限,才能获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二者的辩证统一;惟如此,海洋的生命才是永恒的。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的今天,海洋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海洋资源开发追求的目标是人类与海洋共存、共生、共荣;海洋文化创造要处理好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的关系;海洋文化产业研究则要处理好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     

文化传承视野中潮汕海洋文化习俗探微

潮汕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核心,融合海洋文化、外来文化为一体的特殊的地域文化。由于海洋民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潮汕海洋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海洋历史文化价值,是潮汕海洋文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正确解读其中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新的海洋民俗文化建设的借鉴。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潮汕海洋生活习俗尤其有关海洋民俗文化的审美性文化、信仰心理情结等正在发生种种变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潮汕海洋民俗文化,使之既保持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又能适应时代向前发展,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是新世纪潮汕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遮蔽状态，“文化研究”以其天然的政治性迫使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政治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只有将政治通过审美的途径进行转化，才能真正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论争有些明显的倾向，目前急需关注的问题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潮正在蔓延。     

打造海洋文化品牌的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向——以江苏盐城为例

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海洋强国、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动能。因地制宜打造新型海洋文化品牌,对实现海洋文化传统价值意蕴与新时代海洋发展理念的有机衔接,构建世界海洋发展新范式和海洋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以东部沿海城市盐城为例开展本土范式研究,从打造海洋文化品牌的价值意蕴出发,探索以打造海洋文化品牌推动海洋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完善推进机制;盘活文化资源,繁荣文创市场;推动“滨海文旅+”产业,拓展传播格局;强化数字赋能,促进文化推广。     

论古代公文的政治审美特性

从文学艺术角度审视古代公文,可以看到作为历史文化原型之一的古代公文具有古朴的政治审美特性,诸如“文”与“道”的有机统一、人性化的“美刺”手段、对于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以及艺术与精神的完美结合,等等,这种近于本色的审美境界体现了人类精神追求的巨大张力和古人审美意识之觉醒,对于现代公文写作当有所启发。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审视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属性,需要文化依托,存有文化载体。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文化的价值内核,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着文化的价值追求。文化属性、文化依托和文化载体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审视的基本内容框架,文化以传统、习俗、媒介等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塑造着思想政治教育,也涵养了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国的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及其开发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分别有多种表现形态。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发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有“普世价值”。本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的目的,可以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等10大类旅游文化产品。     

试论邓小平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

海洋政治战略是海洋国家为维护和巩固其海洋权益在较长时期内所确立的,对指导国家的海洋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及其战略安排的总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所提出的“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内容的处理海洋争端的思想,构成了其海洋政治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大文学视野下的党员作家丁玲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莱蒙托夫作品中“海洋”意象的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

“海洋”（море, океан）在莱蒙托夫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达172次。作为莱蒙托夫常用的典型意象,“海洋”是其情感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承载着自由、爱情、生活、孤独等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并体现着鲜明的“莱蒙托夫式”特征:“海洋—自由”是基于漂泊与反抗的自由;“海洋—爱情”是基于冷漠与苦涩的爱情;“海洋—生活”是基于痛苦与永恒的生活;“海洋—孤独”是基于孤苦与伟大的孤独。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视阈下的鲁迅、沈从文生命观考察

鲁迅、沈从文作为两代现代作家之代表,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所表现出的生命价值取向与生命观照方式具有某种＂共名＂的一致性,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生命观的重要内涵。他们的生命观吸取了传统儒家生命观与现代个性主义生命观中生命要有所作为的积极因素,扬弃了儒家生命观为＂仁义＂的绝对价值理念与个性主义生命观中极端＂为我＂的狭隘性,不惜以＂死＂为最坏的结局,义无反顾地进行生命＂实验＂。两者＂有所为＂的生命价值取向、关于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知、自我道德的探寻与确证等生命观,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生命价值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及这种精神薪火相传的现实意义。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简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南洋”风景的篇章,其中以“南洋”花木描写与“南洋”建筑描写卓为突出。诗人杜运燮的《热带三友》笔致动人地写述了“南洋”椰、蕉、木棉的尤异姿态和精神内涵。“南洋”的佛塔寺可谓“南洋”文化“超机体”的一个泛例隐喻,而新加坡的“鱼尾狮”则是“南洋”文化记忆库里最微缩典型的一个特案象征,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代表性视界具体而微地诠证了“南洋”建筑风景全部文化归属性的“情感结构”。     

传统海洋文化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

自古以来,因地缘上的临近,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密切,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在双方的沟通过程中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农耕性、和平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起到了纽带作用。以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为视角,从其形成、特征和内容三个层次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