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士”与“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观念比较

结合中外文化的具体语境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起源于"士",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既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西方知识分子则来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和中世纪的"传教士",是个体私有制度和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二者的冲突、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气质和人格操守.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的建构——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为言说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话语领导权的初步确立,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建构:一、通过对创造主体的重新塑造,奠定了左翼文学的生产基础;二、对文学重新定义,为左翼文学开辟了发展空间;三、在传播与接受领域,为左翼文学建构了现实舞台。     

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1951年秋,正当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三反＂运动开始了。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插入了＂三反＂运动,而且一度成为其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一般经历了反贪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三阶段。反贪污阶段较为独立,而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这两个阶段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合二为一。厘清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研究其特点,无论是对＂三反＂运动还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分裂与聚合——从《金色笔记》看五十年代英美左翼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20世纪50年代冷战阴云拉开了序幕,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动荡性,且无可挽回地对英美两国左翼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创伤。文章通过摹写安娜·沃尔夫、索尔·格林和汤姆·波特曼等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迷惘、挣扎与矛盾,以《金色笔记》具现了左翼内讧、麦卡锡主义和"左""右"思潮以及并行于英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多重创伤,描述他们由"分裂"走向"聚合"的艰难历程,同时成功勾勒出20世纪中叶复杂的道德风貌和政治图景。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试论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薙发令”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华夷关系中,以华变夷是"常",以夷变华为"非常"。在少有的几次"非常"当中,对汉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伤害最深的莫过于满清入主中原。清初"薙发令"的强制实施,触及汉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严重伤害了汉人的自尊,特别是对于以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为中心任务的知识分子来讲,更是抹不掉的痛。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制又促使人们反思与质疑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是否合法,也体现出了"薙发令"的两面性。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

上海时期的鲁迅脱离教授和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上海更加繁荣的报刊业以及政治上的特殊性,使鲁迅后期的杂文更具有公共性。其杂文写作表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官方知识分子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人话"的审视为起点,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现代文学界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时,缺少一个自身演进的“量变”进程。其原因之一,是忽略了从渐进的、整体性的动态进程,来描述、考察创造社接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的历史语境,影响、引导创造社主要成员趋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之外,他们关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发展不平衡性等问题的论述,均受启示于马克思主义美学。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

创造社知识群体在向国人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鼓吹妇女解放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正视和热情肯定,表现出了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极端蔑视。他们个性鲜明的爱情婚姻观念的形成,究其根底,与他们留学时期的日本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以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开放自由的日本大正时期都市人文环境对他们社会观、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理性与中华学漫议

中华学是中华民族通过科学理性自我反思和自我觉悟的结果。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却是“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现在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认识到必须要提倡一种超越眼前功利的科学理性精神,希望由此可以建立一门科学的中华学来作为自己前进的参照     

论前期创造社的小说美学思想

前人一直关注对创造社诗歌美学的研究,却忽视了创造社独特的小说美学思想。前期创造社在五个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一、提倡为艺术而小说;二、高扬主体性创作原则;三、丰富了"自叙传"的审美内涵;四、开启了小说"向内转"的艺术方向;五、确立了接收外来文学美学思想的开放格局。     

清初诗坛效陶原因探究

在清初,陶渊明被诗人们广泛的接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以他们效陶的现象为线索,试图挖掘这些现象背后接受陶渊明的深层次原因。     

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感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

事物的存在形式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把握, 现象通过感觉就能认识, 本质作为认识对象是极其广大的,而感性的范围则是比较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物质”是极其广大的, 理性才能把握,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理性哲学。而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范围则是较小的, 是感性哲学。当我们谈实践时, 我们的认识范围就缩小了。缩小了的范围一般就是感性能够感觉到的。理性本体作为认识的一极是关于事物起源发展的东西, 因而是更重要的本体。但感性本体作为认识的起点也是不能丢的,舍此我们对事物就会毫无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     

论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与影响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由留美学生在美国创办.中国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杂志、译著书籍、举办通俗科学演讲、创立科学图书馆等措施普及科学,直接推动了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带动了一大批学术团体的创办,促进了中外教育交流与当时的教育改革.中国科学社从创立到辗转回国到最后解散,历时四十多年,对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形成以及科学在国民大众中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教育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     

陶渊明诗妻儿意象管见

本文用诗歌意象研究的方法对陶诗妻儿意象的选择和组合结构进行了微观辨析.文章认为深情远韵的妻儿意象是陶渊明田园诗的特有文学现象,妻儿情怀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之一,妻儿意象包蕴着陶渊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儒家文化影响和规范着陶渊明的文学性格及走向.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对小学教育的启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惟有创新,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进步,因而,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的核心任务便是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国民,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做贡献。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尤其是培养富有创造活力的祖国花朵,创造教育更不容忽视。而关于怎样认识创造教育,怎么施行创造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中不断探索的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先导之师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为我们的探索和研究开辟了道路,给予以启示。本文从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之创造教育的目的、创造教育的手段、创造教育的三个关键和两个强调进行阐述,进而对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在小学教育中的启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