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生活与佛道:史浩思想探析

史浩在公开言论中,处处体现对儒学本位的坚持,但言行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他对佛家止杀之戒终身奉行,影响到了其具体政治行为。对道家知足观念的践履,让他在孝宗朝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得以进退裕如,保全令名。而佛道思想中“息兵爱民”的主张,不仅成为南宋君主对金主和的理据之一,也构成了史浩力主和议的思想来源。     

关于史浩词与道教关系的若干问题

史浩是南宋新“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史浩与道士有交往,道家思想还是其“真隐”人生的思想基础。史浩词是他“真隐”人生的实录,不但重视生命而把握现世的享受,而且还要追求超越而获得未来的永恒。史浩词确实受到内丹道长生理论的影响,但其艳情词规避欲望的表达,与道教思想无关。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相门出相——试论史浩对史弥远之影响

四明史氏为南宋历史上罕有的宰相世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为相,尤其是史弥远,执掌朝政更长达26年,令史氏家族显赫一时。史弥远早年虽曾一度师从理学中人,但对理学思想的接受较为有限,他在政治上深受其父史浩影响,他参与政变、对外主和以及用人方式等方面,无不或直接或间接的在效仿乃父。     

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评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

本文认为,史学界长期来把南宋朝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的“二分法”是不妥的.事实上,孝宗以来,南宋朝臣中存在着以汤思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派,以张浚为代表的冒险主义派,以史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孝宗一上台就决定对金国进行战略决战是缺乏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基础的冒险.史浩任相后,头一件大事就是抓平反以岳飞为代表的冤假错案,抓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军事建设,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是正确的.应推翻有些学者贬损与强加给史浩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辞.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一般认为,韩国理学家李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李退溪"理发气随",其实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栗谷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因此,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作细致的思想分析。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化传播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者,但他的以“开民智”为核心的文化传播活动,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传播思想上他也最早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主张。尤其是他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活动,对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非常直接的启迪和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发挥了开山和辟路的作用。在思想文化的性质上,梁启超的一些理论主张也具有了现代文化萌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