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运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内容.传统法治理论仅注重合法性控制,但许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却不合理.因此,应当发挥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将其"自由"权限控制在既合法又合理的范围内,使行政机关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若干问题探讨

给付行政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内容。但是,给付行政要不要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这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学界一直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从法治国家的租税法定主义、政府动支财源所具有的侵益性质、现代行政的服务性本质以及有效救济公民获取给付的权利等角度来讲,给付行政必须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给付行政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并不否认在给付行政问题上存在自由裁量,也并不否认在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问题上出现紧急情况时的例外。     

服务政府理念下的法律保留原则

根据传统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宪法已将某些事项的立法权限保留给立法机关,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没有立法机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行政行为。但随着服务行政的大规模出现,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政府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充分的生存照顾,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不再限于免于受到政府侵犯和干涉的防卫权。权利的内容扩展到积极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或给付之受益权,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律与他律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由"的特性使其存在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的可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从自律与他律两方面加以规范.近年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各地建立为自律模式,但尚不能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状态下有效运作,此时需要他律的辅助,即立法控制、司法控制、行政以及社会的监督.     

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边界及其控制

环境行政裁量权为现代环境保护所必需,但其行使应符合法律授权的范围,符合保护环境的目的,注重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环境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关系.为防止环境管理机关滥用或怠于行使环境行政裁量权,可由法院对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实体审查和程序审查,广泛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并强化环境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浅析宪法与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宪法上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之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和联系。宪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都强调立法权、行政权的分工,通过分工来明确各自的权力范围,其目的都在于通过赋予立法机关专属的立法权限,防止行政机关任意侵犯公民的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从而达到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但二者在理论基础和法律规定方面都存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保控及其缘由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而又活跃的行政权力。现代社会的发展,使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现代高效行政的需要,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和弊端,使得对其加强控制成为法治行政的必然。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法的几个问题——与内地立法法的比较分析

由于内地与澳门的政治体制不同,决定了立法制度的差异.对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究竟是否可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还是必须以法律为立法依据,在内地的立法法中尚有争论,但在澳门立法法中清楚地规定既可依基本法,也可依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对行政法规规范的范围,在内地的立法法中行政法规并没有保留的事项,在澳门立法法中行政法规有保留的事项.对行政法规的地位,在内地立法法中法律优先原则是绝对的;在澳门是相对的,需要先服从基本法的优先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自由之反思

通过对行政裁量权概念的分析及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泛化由概念的抽象性和翻译的问题产生.行政裁量权产生和运行过程中受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行政法基本原则制约的现实,否定了行政裁量权中"自由"的存在空间.从行政裁量治理的心理学角度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定位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自由"之否定更有独特的功效.     

论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兼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之地位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 ,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系统考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的社会原因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发展过程 ,尤着力探寻讨论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当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法理基础 ,提出在中国现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中 ,只有全方位强化、倡导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双重监督与法理性监控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才能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明显的越权行为逐渐被隐蔽性较强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所取代.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也在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合理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原则在各国都有不同的标准.以我国在适用合理性审查原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对我国应采取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的标准和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给予更加完善的保护.     

论行政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权,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任务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为此,我们必须探讨：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什么事项上享有行政裁量权？行政裁量权对于行政管理为什么必要？对行政裁量权为什么要进行规范和控制？怎样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本文将逐一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论自愿环境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合法要件

自愿环境协议在政府与企业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履行协议即是执行公共环境政策,且协议还包含了不同予民事契约中私法条款的特殊规则,因而属于行政合同范畴。行政机关使用该种协议促使产业界实现严于立法管制要求的环境目标必须同时具备协议方式的适法性和内容的合法性这两个要件：前者的取得乃是基于灵活运用行政权力、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的事实;后者的实现则在于恪守法律优位原则、不予违反公序良俗以及基于当事双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     

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探析

公共利益在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它使行政机关在确认公共利益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也给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公民权利留下了巨大空间.对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中把握其内涵,并通过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和法律程序,对具体情形中的公共利益作出合理的界定.     

“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自由之反思

通过对行政裁量权概念的分析及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泛化由概念的抽象性和翻译的问题产生。行政裁量权产生和运行过程中受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行政法基本原则制约的现实,否定了行政裁量权中＂自由＂的存在空间。从行政裁量治理的心理学角度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定位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自由＂之否定更有独特的功效。     

论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当代行政法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极易被滥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并影响政府自身职能的实现,因此必须对之加以规范和控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及司法权的中立性决定其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然而,为防止司法权干预行政权,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这一限度依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有所不同,即合法性审查其度应强,而合理性审查则应以不合理性达到滥用的程度为限。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

现代行政法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运用。从法治是对人性弱点的合理怀疑角度,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最理想的工具;作为行政程序的保障,行政主体因违法行为或违规事实的出现应承受行政责任之归结;从人性合理性角度,潜意识对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心理起有重大作用并提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休止符。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