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试论曾国藩的汉宋兼容思想

曾国藩,曾被晚清封建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为清朝的“中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因为他在强化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汉宋兼容思想,便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份。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条件下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成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古代迈向近代的思想动因。康有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途径,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     

试析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

晚清最后十年是中国传统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司法审判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迫于内外压力而举起“预备立宪”旗帜的清朝统治者,在知识、人员、体制都准备不足的情形下,面对引进“司法独立”原则和制度所出现的矛盾,依然采取蛮横专断、为己所用的方法处之,使司法近代化过程中新旧冲突不断,道路愈显艰难。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缩影。     

痛苦的选择:晚清时期东西文化冲突中儒学的价值走向

晚清时期,中国儒学在东西文化冲突中面临着爱国保皇、好利求富、民主自由等多种价值选择,儒学在挑战与选择中对西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从在传统框架下探知西学到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从改造儒学、学习西学到批判儒学、文明西化,儒学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改造与裂变历程.儒学的价值选择、对西学的回应、改造的历程折射出晚清传统文化的演变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下倡导儒学普世之路的今天,重审晚清儒学的演变之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中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研究——以严复译著为透析视角

严复译著采用申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输入近代西学于晚清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开启了反对传统主义的先河.同时,从叙事层次、叙事风格和叙事內容三个视角科学辩证地对待西学,汲取有益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有力地回应了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挑战,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崭新的认知途径.     

“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

容闳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 ,他受过全面系统的西学教育 ;可他仍然是爱国的 ,他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对于晚清中国来说 ,容闳本是不可多得的近代新型人才 ,但是 ,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 ,作为“洋学生”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 ,他的爱国与报国的良苦用心也因此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与支持。容闳在晚清中国社会以一个“边缘人”的角色 ,处境颇为尴尬 ,而这种尴尬的人生境遇 ,对他的事业有着严重的限制     

晚清政治变革中“中体”与“西用”关系再议论

“中体”与“西用”关系是重新检讨晚清“中体西用”救亡方案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君主专制、议院与“君臣之纲”、“西用”与儒教三对关系,是“中体”与“西用”关系的焦点.历史地看,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社会转型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作为;而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虽然势如水火,但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曾经委身于“君臣之纲”之下,不具有直接颠覆清廷的力量;西学虽然在消解儒教,但这种消解和冲击不是地震似的瞬间发生即刻完成,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徐徐地”展开.清延并非亡于“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学理矛盾、逻辑矛盾,而是亡于清廷政事的严重不足.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西周“同姓不婚”探微

西周统治者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观念出发,十分强调“礼治”的作用,而在礼治的体系中,西周统治者犹为强调婚姻家庭的作用。所谓“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礼记·内则》)。这说明,周人对婚姻与家庭的作用,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强调家庭在社会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晚清“西学中源”说再认识

以往的论者们多因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消极性而对其 加以全盘否定，其实，“西学中源”说更多地起着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抵触情绪、睁开眼睛了 解西方世界等积极作用。其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