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晚清汉学传统之演变

学术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基于具体内容之上的价值取向、精神特质和研究方法 ,可称为学术传统。汉学在晚清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其主流演变为在求真的基础上兼容经世致用 ,并调和、汲取宋学和西学 ,学术格局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试论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的蜕变

本文主要考察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蜕变的历史轨迹，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华民族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心路历程。一、传统夷夏文化观在19世纪40至叨年代的消退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中西文化冲突，与以前历次文化冲突均有所不同，它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其一，此次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的外来文化，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重复出现，而是在时代性上要大大高于自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二，此次文化冲突并不像以往那样，是在一个较为平和的条件下进行，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武装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刻背景下进行的，…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厘金是晚清创办的一个新税种,属于商品流通税性质。它的出现,很快成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191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3页)论及“晚清咸丰时之财政”中说:“咸丰三年(1853)……军饷之取资于此(厘金)者,十盖八九。所入当岁在千万以上。”《清史稿·食堂·会计》中载,光绪十七(1891)年,全国厘金收入1630余万两,约为地丁收入2360万两的69%。1840年鸦片战争后,厘金又成为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项税种一直延续到1931年元月(湖北于1930年底)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而告终。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

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 ,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 ,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晚清 “翻新” 小说综论

晚清“翻新”小说综论欧阳健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小说，它们的书名大都袭用古典名著而冠以“新”字，如《新水浒》（有西冷冬青、陆士谔写的两种）、《新三国》（有陆士谔、珠溪渔隐写的两种），《新西游记》（有冷血、煮梦写的两种）、《新石头记》（有吴趼人、南武...     

“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

「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郝晏荣意识形态在有清一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统治的工具和国家的思想观念,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有两大特色：在哲学上以程朱理学为骨干,在思想上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辨”为核心。历康、雍、乾三世,统治者通过发布上谕、甄别官吏、...     

晚清台湾海峡传统民船贸易研究

轮船进入台湾海峡航线之后,传统大帆船贸易受到打击,但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快复苏,常关的低税也是民船贸易兴盛的原因。清末机帆船的出现,更延续了大帆船贸易的生命力。以往的台海贸易研究,往往忽略了传统帆船贸易额,使之成为一个缺陷。那些以为晚清中国传统帆船贸易衰落的观点,应当是对史料的误读。     

晚清传统司法制度变革动因新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晚清法制(包括司法制度)变革动因的判断,主要强调领事裁判权的冲击和影响,这不全面.本文认为,从外因和内因两个角度观察,除了领事裁判权带来的外在冲击外,传统司法制度因自身弊端而导致思想家的批判、民众的蔑视与反抗以及统治者自己的破坏,从而加剧了晚清传统司法权运行失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传统司法制度近代变革的重要原因.     

晚清反传统思潮论纲

本文系统清理了晚清思想资料 ,认为从戊戌到辛亥 ,中国思想精英在呼吁制度层面变革的同时 ,已经开始在文化上感觉不足 ,中国前现代文化的核心元素 ,诸如三纲、礼教、圣贤、孔子、儒学、家族主义、法古等 ,均在晚清受到激烈的抨击 ,这些抨击连同“祖先革命”、“孔丘革命”、“三纲革命”、“圣贤革命”、“礼教革命”等等呐喊 ,构成强大的反传统思潮 ,从而为“五四”思想革命奏响了号角。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晚清”的含义及意义

对"晚清"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中国中心观"与"西方本位论"两个角度指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清前期吉林黑龙江的八旗官学

清前期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教育,迄今为止研究甚少,有些论著仅提到汉族流人在当地传播文化的情况,完全漠视八旗官学的存在.我们认为,八旗官学是清前期吉林黑龙江地区建立最早且居主导地位的教育机构,以“清语骑射”为突出特点的八旗官学适应了居住在当地的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需要,为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亟需的人才,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应当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     

晚清“文界革命”论纲

<正> 晚清的“文界革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对当时的散文革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那个时期散文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可是,多年以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它进行探索。因此,晚清“文界革命”是怎祥兴起与发展的,在创作上有什么特色,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至今面目不清。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和它同时兴起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是同晚清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着的。甲午中日战后,困难当头,瓜分之祸     

论晚清“司法独立”原则的引进

"司法独立"是西方近代宪政的基础,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着重要意义.晚清法制变革中,"司法独立"原则逐步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所认识和接纳.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预备立宪"的推进,"司法独立"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基本理念,其内容为清末新制定的宪法、诉讼法等新式法律所确认.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晚清“现代性”:欲望的发现

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在今天看来，认知晚清“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太过于不够“现代”而被人们忽略，另一方面却又是太过“现代”而难于被理解。这种暧昧难明的状态往往缺少足够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而难于被记住，也由于缺少历史的界碑式的时刻和伟大的人物而难于给予我们认同的期待。于是，在我们为“五四”的宏伟的“现代性”叙事激发无限的激情…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晚清传统文人对文学革命议论的回应

新读者群应启蒙要求产生后 ,给传统文人带来了很多困惑。传统文人和文学革命派的理论分歧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新文体上 ,文学革命派关注为大众读者群写作 ,提倡新文体和小说 ,而传统文人虽然同意启蒙的必要 ,但决不容忍白话。其次 ,是关于造语的议论 ,文学革命派着眼于新名词的作用 ,提倡输入日本所造的新名词或者创造新名词 ,传统文人则从雅洁的角度反对创造新名词 ,要从古文里找出代替的词汇。再次在文字方面 ,两者都认同省笔字的必要 ,但传统文人是出于教育上的作用而要引进省笔字 ,不像文学革命派那样将文字代之以省笔字。传统文人不愿放弃文言 ,反而以具有文言素养的读者为基本前提进行写作。因此可以说他们仅重视启蒙要求 ,并未肯定新读者的存在。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