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对晋儒转法的贡献及其学派地位

晋法家由晋儒转化而来,晋法家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现实主义.以子夏为宗的晋儒具有重利倾向的儒家现实派,与功利主义的法家只有一步之遥.子夏在由儒转法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子夏之学为晋法家的理论源头,子夏西河设教,培养的弟子进一步转变为法家.由于子夏始终徘徊于义利之间,心战不已,并没有完成由儒转法的过程,所以未成为法家的鼻祖.但子夏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忽视,可称为儒家现实派的鼻祖兼晋法家的理论先驱.     

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

鲁穆公变法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穆公任用儒家之故 ,更非穆公任用子思之过 ,而是穆公未能完全听信儒家尤其是子思之言所致。子思已非其祖父式的儒家 ,而是以鲁学为主、并蓄齐学之后的集大成者。子思师、公仪休为政的鲁穆公变法与子夏师、李悝为相的魏文侯改革处于同一潮流 ,具有同等意义。子思对儒家学说的成熟、法家思想的定型均有贡献     

子夏氏“西河学派”再探

大概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最初分为有子与曾子两大派别,后来,有子一派的子夏、子游、子张也都各立门户,广收弟子,且留传甚广,他们在礼乐仪文之节上不断争论着,其目的只是为了在孔门争一个正宗的地位,然而又各自变化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学说的不同派别。有子与曾子的派别之争到后来又演化为子夏与曾子的派别之争。为了进一步弄清子夏氏“西河学派”的渊源流变,本文就子夏与曾子、与子游、与子张间的争论做一分析。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读《商君书·开塞》

商鞅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秦国开展了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封建制度是在破坏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变法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扫清旧基地的战斗。《商君书》中的《开塞》,就是记述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批判儒家复古谬论,宣传法治思想,重视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战国中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大肆鼓吹“忠”“孝”“仁”“义”一套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和行为,严     

荀卿是法家还是儒家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杜撰儒法斗争,大搞影射史学,把儒家搬作法家,法家搬为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把荀卿说成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又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荀卿是法家还是儒家,《汉书·艺文志》早有明确的答案。《汉志》把《孙卿子》著录在儒家者流,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因为《汉志》分别流派是比较科学的。《汉志》分别儒家者流的标准是“游文于六艺     

法家先驱者邓析

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趋向崩潰,封建制日益兴起的形势下产生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学派。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社会前进,反对社会倒退,倡导革新,反对保守,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展开了针鋒相对的斗争。法家代表人物的涌现并大力宣扬革新思想,推行变法活动,主要是在战国时期。但从春秋的中期起,法家的思想就开始产生,法家的先驱者就已经相继出现。郑国的邓析就是法家先驱者之一。邓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郑国,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新兴封建制取代没落奴隶制的社会变革时代,井田制开始崩坏、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大夫执政、     

试论王安石的内圣外王之道

本文认为王安石变法既强调变风俗、以儒家经术培养、选拔人才,又强调立法度、治国平天下,走的是内圣外王之路。内圣外王的实质是把儒家的意识形态与法家的专制政体结合起来,而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就预示了变法最终失败的命运。     

学以成君子——儒家君子之学的来源与形成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君子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春秋霸政时代的贵族君子,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与责任担当精神。霸政之后,贵族君子逐渐不守秩序,丧失教养,导致“礼坏乐崩”。孔子发现,赖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礼乐秩序首先需要君子的引领。贵族的倒掉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执守政治与社会的担当,其内在原因是对自我修身的放弃。孔子修《春秋》,重整社会秩序;以贵族的文化教养与担当精神教化弟子,塑造了传统贵族倒掉之后的第一个民间君子团体儒家学派。《论语》中的君子具有为政者与道德文化典范的双重意义。儒家的君子之学是以修身成就自我德行,以安人引领社会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驳法家和儒家的历史观“根本对立”

在“批儒评法”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一笔抹煞了法家和儒家同为剥削阶级思想家以及他们思想上共同性的一面,而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武断地认为,儒家和法家不但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是“根本对立”的。“四人帮”的御用写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前三三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新兴地主阶級的革新战士。商鞅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的卫国人,因而被称为卫鞅。后因在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有功,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商鞅。后来的法家学者将其著作编辑成册,名为《商君书》。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商君列传》。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年青时候就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孙痤那里研究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著作及变法经驗,公孙痤认为鞅“有奇才”,临死前曾向魏惠王推荐过公孙鞅,希望由公孙鞅代替自     

从爵的法律特权变革的角度再释法律儒家化

周代的内外爵、战国秦汉的二十等爵和魏晋以后的五等爵,都主张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实行同罪异罚,然而它们之间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建立在宗法制与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爵的法律特权只有大夫以上的贵族才能享有,体现了亲亲、尊尊的礼治精神和君臣间的礼敬。二十等爵的法律特权是法家为了贯彻农战政策而将爵的尊贵性与刑罚的严酷性、威慑力协调起来的产物,具有非贵族化、扁平化、工具化和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影响等特征。随着二十等爵向五等爵过渡,爵的法律特权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贵族化历程,最终在魏晋时期因世家大族的壮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彻底成为官僚贵族的专属物。由此可以把法律儒家化重新解释为从法家法律特权到儒家法律特权的过程。     

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年——前八○年),洛阳商人之子,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法家和杰出的财政专家。西汉初期,虽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郡县制,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奴隶主贵族、封建割据势力、工商奴隶主都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把持着各地盐铁等业的生产,凭借着“富埒(liè劣,等于)天子”,“財过王者”的经济实力(《史记·平准书》),把大量破产的农民转化为奴隶或“家僮”,直接影响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并且一再策动反中央的武装叛乱。同时,匈奴奴隶主贵族連续发动入侵,使国家遭     

法家与变法的名实辨析——兼论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法家在先秦其实被称为“法术之士”,“法家”之名称在汉初才确立起来。所谓变法,在开始时礼和法的差别不大,早期多有儒家士子参与其事;后来的变旧礼为新法,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造成的,特别是商鞅将刑罚和军事结合起来,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而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得礼制失去了实行的基础。法术之士结局多比较悲惨,这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关,若失去了保障,就会作法自毙,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还是被保留下来。     

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

<正> 提起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人们习惯地想到秦国商鞅变法,以及秦法家著作《商君书》。但在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中,不仅有秦国而且有齐国的法家学派,前者的代表著作是《商君书》,后者的代表著作则是《管子》。这就是法家学者韩非把二者提到并重地位的“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蠢》)。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注意,又加上《管子》研究有其难处,因此前人对秦、齐两国法家学派的法制理论未曾作过比较研究。在作秦、齐两国法制理论的比较研究之前,不能不简要地提到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历史发展。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先后实行的变法运动,其性质都是新兴地主制经济在旧贵族领主制经济的母胎内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下,经由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进行自上     

从孔、墨对立看墨子的阶级倾向

墨子(约为公元前479—392年)生于我国由氏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战国初叶,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与儒家并称为“显学”。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照这个说法,墨子原是孔门弟子,因为同儒家在思想政治路线上产生了分歧,才反戈相向,成为儒家思想的异端。这种情况,在思     

经史之间: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

蒙文通之学,具有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的风格。在蒙文通的经史之学中,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多个方面的阐述与建构。从法家的范围来看,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可以归属于先秦法家。从地域特征来看,先秦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从思想观点来看,先秦法家的关键词是法、术、势,先秦法家主张"抑贵族而尊君权",要求"强公室,杜私门",这些观点建基于法家所特有的历史哲学。从思想语境来看,法家是周秦时期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周秦时代有别于儒家的新思想,法家与儒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和的转变。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史立场对先秦法家作出的阐释,为当代学界理解法家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礼记·檀弓》的作者及其年代

<正> (一) 《檀弓》是我国儒家古籍《礼记》中重要而别具特色的一篇。从根本上说,它是阐释、说明为礼之要的著作,但其着眼点并非礼仪制度的颁定,而是通过孔门师徒礼的传习、实践中的琐节,纪事来申释礼的内蕴,体现儒家重礼、贵礼精神。在儒家看来,礼之重要不仅在于礼仪制度行式,更在于礼乃是立身之根本,心灵之归依。孔子很重礼,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弟子子游、子夏、曾子及其数传门徒,根据孔子重礼观念对礼更求繁细并加发挥,在实践中礼更见绵密繁博,一举一动,一顾一盼之微无不与复性节情、治国平天下有重要关系。《檀弓》便是这类纪事经崇礼儒者口笔相传、保留下来的文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