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将劳动、资本及技术进步归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忽略了制度因素。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均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新制度经济学陷入“制度决定论”。当前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用成分,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做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     

诺思的两种“制度决定论”评析

对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决定论",即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笔者认为,对这两种"制度决定论"应该分别加以评述,才能对诺思的"制度决定论"作出全面、清晰的评价.     

知识规则论:诺思制度经济学解读

作为一种“朝向经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理论”,诺思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是“知识规则论”。知识与规则的实践互动,“知识—规则”与人口、资源、技术、资本的多层次“解释学循环”,构成诺思理解经济现象的核心框架。从“知识规则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诺思制度经济学的本质、特点、创新之处及其“潜在可驳性”。诺思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构主义的。在哈耶克“自由秩序理论”语境下,建构主义有其“潜在可驳性”。在经济哲学视野中,以经济绩效为目标的诺思制度经济学,可能适用诺思自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评价——“已经将一个基本矛盾铸入其模型之中”。     

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与制度的关系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是人力资本最终起作用，还是制度变迁最终起作用，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制度的关系及其对我国人力资本和制度研究的启示。作者认为：制度和人力资本共同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基本立足点，制度通过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影响经济增长。     

从科斯到诺思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斯到诺思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陆志明黄文中王志波新制度经济学最早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它是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流派。该流派吸取了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的起源、创新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首的制度经济...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制度变迁又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其间存在许多约束条件。不仅制度之间有好、差之分．就是同一制度也并不必然出现相同结果．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不同结果,其中的约束条件又是什么呢？增长型变迁、效率型变迁与转移型变迁（一）三种变迁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三种类型：增长型变迁、效率型变迁与转移型变迁。在此为讨论方便,文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ＧＮＰ的增长,并假定制度变迁以经济增长为追求唯一目标（后面我们…     

找寻缺失的经济因素——读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在整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绩效进行了考查。在该书中,诺思探讨了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史理论。     

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看荀子的经济思想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C·诺思对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诺思将制度因素纳。’’新古典的约束框架，尤其将曾被当作经济体系“外部条件”的非正式的制度（如习俗、习惯、伦理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也纳入自已的研究课题，从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经济学从只研究“利”延伸至也研究“义”。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苟子的经济思想．那么，我们就会拓展关于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领域，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诺思以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制度与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诠释和意蕴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功绩,一是将制度性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学研究当中,并把制度分析纳入经济分析的一般框架之内;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归。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强调了对经济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有助于说明和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有助于人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理论建设;有助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包含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成分,也包含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元素。全面深入地比较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异同,对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新综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有制结构调整与西部经济增长

西部所有制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来进行的 ,所有制结构调整带来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发展了一个包含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并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作为一种重要的体制或制度引入萨缪尔森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利用西部及各省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所有制结构调整确实对西部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诺思的新经济史观述评——兼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比较

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诺思独树一帜,把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引入经济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宏大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并且尝试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同时,该理论对于“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颇有助益。     

现代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与评述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为起点,并在此后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按其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关系可分为四大主线: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经典模型对于我们深刻地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背景和方向性的研究思路。但同时其局限性也使人们有必要探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与系统特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与评述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为起点,并在此后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按其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关系可分为四大主线: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经典模型对于我们深刻地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背景和方向性的研究思路。但同时其局限性也使人们有必要探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与系统特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新制度主义对主流经济学的扩展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质疑和批判。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和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作为制度分析的不同理论范式，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判断。前者对主流经济学持否定态度，而后者则将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变迁引入主流经济学，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扩展。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制度建设是关键所在。     

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

经济理论忽视对人类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由来已久 ,认识人的观念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是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与“全面人”冲突的关键。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正确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但他未说明社会何以获得一个节约国家组成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的有正面作用的意识形态。本文即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 ,正确、有效地把个人的观念整合成一个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增长与以德治国

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回答是取决于资本、劳动、土地及技术知识等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组合结构。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因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状况．而经济活动又是由具有某种道德素养的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制制度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的效率以及经济的有效增长不仅受生产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人的道德、伦理、习惯等所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人力资本作用机制及其政策

人力资本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的动态经济学。它已经历了四大发展阶段（或形式）,即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一般的人力资本决定论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与劳动分工决定论。资本决定论增长理论的典型表达形式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证明只要通过政府干预,就可以使经济获得长期稳定均衡增长,但它不能解释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资本利润下降与生产规模收益递增的矛盾。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但是它解释不了从…     

分工、交易与经济增长

本文认为,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然而,如何把握生产的制度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联系机制,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领域。作者把分工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直接产出效应,而且具有间接制度效应,即它规定着生产组织的方式、交易组织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因此,文章指出,以分工制度为核心,把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市场依存度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拓展和交易制度的逐步完善联系起来,就可以为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