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关于创作方法重要题词的材料补正

<正> 康濯同志在《文学报》(1981.5.21)上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延安鲁艺成立周年时,毛主席赶到鲁艺,参加了纪念大会,并欣然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最近,我们翻检了有关资料,证明实有其事。据延安《新中华报》载,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一九三九年鲁艺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原应在四月召开,因正值大生产运动开荒突击期间,故延至五月十日下午,于陕北公学礼堂举行。纪念会还举办了校庆展览会。延安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萧三同志的《论诗歌的     

论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进展及其趋向

延安文艺的独特性、重要性和现代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建立在学理层面上对延安文艺的本体追问、延安文艺史料的搜集整理甄别、延安文艺的传播学研究、青年学者博硕学位论文选题对延安文艺的较多青睐等都是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出现的新局面和新气象,但是和五四新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研究相比,延安文艺研究的关注度、纵深度显然还是不够,延安文艺研究要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支持和关注。     

接受与反思:延安文学价值浅析

延安文学由于其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和单一的审美性近年来受到了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忽视和冷落.然而,回归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延安文学的特殊形态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工作者的不二选择.当下,延安文学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推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塑造了延安和谐的文化环境.同时,延安文学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当下性的关切,都是当今文坛需要认真加以借鉴的.     

关于延安文学民族化、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延安文学在沟通新文学与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关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安作家在有意识构筑民族化文学时,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这同时也影响了延安文学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延安文学相关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反思。     

“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从黄土地到黑土地的生华与结果——"鲁艺精神"在东北美术界的延续

1936年到1948年3月间,在非常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先后创办了包括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内的二十余所学校,并培育出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这种精神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领下,经过战火的洗礼与艰辛岁月的考验,"鲁艺精神"蕴育而出。"鲁艺精神"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对东北美术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超出了艺术本身的价值,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     

"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突击文化"是对延安文学发生语境的一种概括。它集中反映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色彩、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以及潜在的"突围"心理。从"突击文化"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能够使延安文学研究从"政治"的视野步入更深入的"文化"空间,进而丰富我们对延安文学内在复杂性的认识。通过"突击文化",我们可以更新对于延安文学的认识结构。     

老一代“延安作家”的感情——对陆地一种创作思想的评述

陆地的创作思想在老一代“延安作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它,对于了解老一代“延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有意义的。陆地,壮族,原名陈克惠。1918年生于广西绥渌县(现名扶绥县)。由于向往革命,爱好文学,在广州念过高中和师范后,于1938年进入延安,1939年考入“鲁艺”文学院,和刘白羽、肖殷等是同学。象别的许多老“延安作家”一样,他的创作成绩是卓著的:四十年代的短篇《叶红》、《钱》,中篇《钢铁的心》;六十年代的短篇《故人》、长篇《美丽的南方》;八十年代的长篇《瀑布》,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文艺界所瞩目。     

延安文学并非左翼文学

１９４２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在此前后的解放区的文学被称为延安文学。而中国的左翼文学应特指上海左翼十年的文学。但在一些论者的文章中，认为延安文学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尤其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极端发展，这是不对的，是对左翼文学的曲解。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文学确实对左翼文学有些承传，比如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等，但对这种关系的确证又不仅仅是左翼文学的发明。抛开苏联、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不论，这在中国也是有其…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论延安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延安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有它独特的一面.而女性书写在整个延安文学中都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女性书写主要是从女性立场,对延安时期文学的另一种诠释.     

同根而生的两支奇葩——浅谈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圣地延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区文学出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两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特殊空间里各自发生、发展,但两者以中共南方局为纽带,采用不同的方式互动、交流,使重庆抗战文学的主流和延安文学一样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前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苏区文艺:当代文学的滥觞

本文认为,从20世纪文学整体观的角度讲,当代文学的开端是延安文艺。而在文艺体制一体化、审美形态同质化和文艺方向大众化等方面,延安文艺与苏区文艺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苏区文艺理应是当代文学的滥觞。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通过对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以来文学为大众的目标,而且使新文学的发展重新接续到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延安文艺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集大成,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背离或者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